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分野，就是火的发现、使用与控制。因此人类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火的传说，普罗米修斯盗火就是其中之一。

痛感人间黑暗与蛮荒而天神独享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用茴香枝盗得天火，并将其带到尘世，而他也因此被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日夜折磨、风吹日晒、鹫鹰啄食，承受无尽的苦难。

他的牺牲，给人间带来了烟火，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纪念普罗米修斯的圣火，每隔四年都会在奥林匹亚点燃，绵延千年不辍。

从此，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日后也被用来形容成全世人而牺牲自己的先驱，喻指其伟大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

如任正非就是一名盗火者，他用来盗火的茴香枝就是华为。

提到通讯领域，很多人可能只了解手机。其实近年来的很多热词，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其前提都是海量数据的收集、传输、存储和使用。而通讯行业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铺设管道，让信息流能够在其中自由、高速的传输。

因此在未来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中，通讯行业毫无疑问是基础性、战略性的抓手。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看来，这个行业就如同“火种”一样，理应垄断在自己手里。

而任正非就像是盗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不仅大张旗鼓的进入了这一领域，甚至把“火把”洒向了全世界，如此行径，自然让美国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就是华为近期受到多方压力的根由。

这名“鲁莽”的盗火者究竟来自哪里？

企业家的诞生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绝对的偶然和相对的必然。偶然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但却能极大丰富了历史的本身。任正非和华为的出现，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偶然现象。

无论从历史沿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还是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产生企业家、尤其是产生世界级企业家的土壤。如今中国号称“企业家”的群体中，商人依旧占据主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说：“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商业则是他所使用的手段与工具。”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比较到位的，从中也能看出我国缺乏企业家诞生的土壤的真正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缺少传奇商人，范蠡、白圭、沈万三、胡雪岩、乔致庸、盛宣怀……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的经历令人深思或感喟，但他们都不是企业家。

自春秋战国以降，“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划分延续两千多年。地位低下的商人想要通过经商来改变世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抱负的商人们，或由商入官如胡雪岩；或由官入商如张謇；或干脆官商一体如盛宣怀，但归根结底，经商只是他们聚敛财富的手段，把持权柄才是他们安身立命、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

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的浪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无数人的命运被深刻的改变。《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欧逸文曾写过一本风行美国的报告文学，描绘他眼中的中国，书名就叫做《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

“野心时代”这个形容非常传神，如今的中国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纽约，《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鲜衣怒马、灯红酒绿，人人都跟资本捆绑，想以小博大，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了短期化、功利化、吹糠见米的动物。

如今的中国也正是如此，老板们一改往日的落魄，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明星，但舞台中上演的更多是关于金钱、野心和命运的悲喜剧，而绝少看到企业家的身影。

任正非的同龄人中，便有很多时代的典型作品。有妄自忧天的杞人，商人的命，却操着总理的心，谈笑间都是千秋伟业；也有不好真龙的叶公，虽然举起高新科技的大旗，但实则外强中干，生存智慧远高于经营智慧，只是打得一手好太极罢了。

但无论是杞人还是叶公，都是时代的造物。在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作为经济的主体，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即使有工厂，厂长也只是按计划安排生产的执行者罢了，根本谈不上企业家。

四十年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国内诚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专注实业的企业家，如格力的“董小姐”、美的的何享健、海尔的张瑞敏、福耀的曹德旺等，但他们在庞大的商人群体面前，仍然是绝对的小众。而且无论从影响力还是核心技术来说，中国的实业家群体离高度全球化、打造高端产业还为期尚远。

唯一的异类，就是华为。

山里人的精神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我大伯和他的父亲曾是一所学校教书的同事，我堂兄和他也是校友，两家同住一个家属院内。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与任正非缘悭一面（注：想见上一面，但总差那么一点缘分），但是由于我们有着类似的出身背景，再加上华为这家企业的特立独行，所以我一直都很关注他，也通过我堂兄得知了他很多的往事，在他身上能看到很明显的贵州人特征，这段贵州经历也是任正非日后能够纵横天下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年前，我在江浙一带讲演，面对台下江浙企业家所说的“贵州岀人才”之类的恭维之辞时，我的回答是：“贵州不像江浙，物阜民丰，人杰地灵，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一抓就有几十个进士十几个状元，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倔，不具备大面积岀产人才的土壤。贵州的杰出人物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鬼才、奇才、不世之才。”

我说此话时，尚无人知谁是任正非，名满天下的贵州人只有龙永图。现在黔商已经走遍全国、风起云涌，我的这个判断总体来看依然成立。

贵州多山，山里的孩子和平原地区的孩子从小就不大一样，平原往往一览无余，风景尽收眼底，因此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多为人朴实，做事踏实；山里人则不同，我生活的小县城四周崇山叠嶂，云雾弥漫，再加上孩子的思维又不受限制，真是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我小时候经常想，山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种好奇心和想象力也是我日后做记者、做智库去走遍世界的动力源头。

因此我常说：比土地更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想象力，人的思想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延展性和穿透力。

任正非也是如此，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科学家的夸张之词，在贵州人身上得以应验，任正非靠着手中的叫华为的支点，真的撬动了地球。

但光是生在山里还不够，那个时代贵州的年轻人大致有三类，一少部分属于既得利益群体，衣食无忧，整天想的无非是如何当官掌权，日后他们也确实得偿所愿，大大小小几乎都当了个官，能够安稳度日。

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二类，是社会底层人家的孩子，山里土地稀少，时有饥荒，生存的艰难让很多人尚未成年就被磨灭了所有的想象与激情，日后也通常以修理地球为业，敢于出来打工已经是有志气、有胆量的人了。

只有极少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第三类人，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境遇很可怜，只能蜷缩在教育领域，普通一点的做乡村教师，稍好一点可以到县中学去教书，像任父与我的父亲一样杰出的知识分子，才能在县重点中学做到校长。虽然生活依旧窘迫，但父母的言传身教能为孩子点亮文明世界的火种，保留弥足珍贵的想象力。

在很多人眼中，贵州就是蛮荒之地，贵州人都是披发左衽的野蛮人。殊不知贵州也有很多诗书相传的文章世家，培养出来的孩子，其根底之扎实，视野之广阔，其家学之渊源，绝不输于内地同辈，甚至在韧劲和狠劲上还尤有过之。

任正非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幼承庭训足以影响人的一生，正是这样的教诲让任正非走上了一条崎岖而伟大的盗火之路。

但据我堂兄一家人讲，真正深刻影响任正非一生的，还是他的母亲。任母不过是一个贫困山区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教师，而且只有高中学历。但由于父亲忙于工作，家中子女的教育和抚养大多托付给了母亲，任正非与母亲感情极深，也通过他母亲，深刻的认识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

任正非的做人做事的风格，他孜孜不倦、执着追求的意志品质，都源自任母的教化。任正非在困难时，我堂兄的一位朋友曾两次给任寄了一点钱，日后任正非一直在关照他，甚至一度曾想把他调到华为工作，后因其身体有病，未能成行，这种感恩之心也出自任母的教诲。

2001年任母遭遇车祸时，任正非正在伊朗做项目，只来得及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任母就溘然去世。任正非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对母亲的忏悔，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令读者无不动容。任正非日后大力提倡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这一举动和他母亲也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