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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于思
任正非是怎样炼成的
王志纲工作室 2019/1/28

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分野,就是火的发现、使用与控制。因此人类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火的传说,普罗米修斯盗火就是其中之一。


痛感人间黑暗与蛮荒而天神独享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用茴香枝盗得天火,并将其带到尘世,而他也因此被缚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日夜折磨、风吹日晒、鹫鹰啄食,承受无尽的苦难。


他的牺牲,给人间带来了烟火,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纪念普罗米修斯的圣火,每隔四年都会在奥林匹亚点燃,绵延千年不辍。


从此,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日后也被用来形容成全世人而牺牲自己的先驱,喻指其伟大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


如任正非就是一名盗火者,他用来盗火的茴香枝就是华为。


提到通讯领域,很多人可能只了解手机。其实近年来的很多热词,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其前提都是海量数据的收集、传输、存储和使用。而通讯行业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铺设管道,让信息流能够在其中自由、高速的传输。


因此在未来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中,通讯行业毫无疑问是基础性、战略性的抓手。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看来,这个行业就如同“火种”一样,理应垄断在自己手里。


而任正非就像是盗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不仅大张旗鼓的进入了这一领域,甚至把“火把”洒向了全世界,如此行径,自然让美国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就是华为近期受到多方压力的根由。


这名“鲁莽”的盗火者究竟来自哪里?

企业家的诞生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绝对的偶然和相对的必然。偶然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但却能极大丰富了历史的本身。任正非和华为的出现,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偶然现象。


无论从历史沿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还是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产生企业家、尤其是产生世界级企业家的土壤。如今中国号称“企业家”的群体中,商人依旧占据主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说:“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商业则是他所使用的手段与工具。”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比较到位的,从中也能看出我国缺乏企业家诞生的土壤的真正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缺少传奇商人,范蠡、白圭、沈万三、胡雪岩、乔致庸、盛宣怀……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的经历令人深思或感喟,但他们都不是企业家。


自春秋战国以降,“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划分延续两千多年。地位低下的商人想要通过经商来改变世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抱负的商人们,或由商入官如胡雪岩;或由官入商如张謇;或干脆官商一体如盛宣怀,但归根结底,经商只是他们聚敛财富的手段,把持权柄才是他们安身立命、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


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的浪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无数人的命运被深刻的改变。《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欧逸文曾写过一本风行美国的报告文学,描绘他眼中的中国,书名就叫做《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


“野心时代”这个形容非常传神,如今的中国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纽约,《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鲜衣怒马、灯红酒绿,人人都跟资本捆绑,想以小博大,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了短期化、功利化、吹糠见米的动物。


如今的中国也正是如此,老板们一改往日的落魄,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明星,但舞台中上演的更多是关于金钱、野心和命运的悲喜剧,而绝少看到企业家的身影。


任正非的同龄人中,便有很多时代的典型作品。有妄自忧天的杞人,商人的命,却操着总理的心,谈笑间都是千秋伟业;也有不好真龙的叶公,虽然举起高新科技的大旗,但实则外强中干,生存智慧远高于经营智慧,只是打得一手好太极罢了。


但无论是杞人还是叶公,都是时代的造物。在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作为经济的主体,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即使有工厂,厂长也只是按计划安排生产的执行者罢了,根本谈不上企业家。


四十年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国内诚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专注实业的企业家,如格力的“董小姐”、美的的何享健、海尔的张瑞敏、福耀的曹德旺等,但他们在庞大的商人群体面前,仍然是绝对的小众。而且无论从影响力还是核心技术来说,中国的实业家群体离高度全球化、打造高端产业还为期尚远。


唯一的异类,就是华为。


山里人的精神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我大伯和他的父亲曾是一所学校教书的同事,我堂兄和他也是校友,两家同住一个家属院内。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与任正非缘悭一面(注:想见上一面,但总差那么一点缘分),但是由于我们有着类似的出身背景,再加上华为这家企业的特立独行,所以我一直都很关注他,也通过我堂兄得知了他很多的往事,在他身上能看到很明显的贵州人特征,这段贵州经历也是任正非日后能够纵横天下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年前,我在江浙一带讲演,面对台下江浙企业家所说的“贵州岀人才”之类的恭维之辞时,我的回答是:“贵州不像江浙,物阜民丰,人杰地灵,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一抓就有几十个进士十几个状元,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倔,不具备大面积岀产人才的土壤。贵州的杰出人物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鬼才、奇才、不世之才。”


我说此话时,尚无人知谁是任正非,名满天下的贵州人只有龙永图。现在黔商已经走遍全国、风起云涌,我的这个判断总体来看依然成立。


贵州多山,山里的孩子和平原地区的孩子从小就不大一样,平原往往一览无余,风景尽收眼底,因此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多为人朴实,做事踏实;山里人则不同,我生活的小县城四周崇山叠嶂,云雾弥漫,再加上孩子的思维又不受限制,真是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我小时候经常想,山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种好奇心和想象力也是我日后做记者、做智库去走遍世界的动力源头。


因此我常说:比土地更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想象力,人的思想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延展性和穿透力。


任正非也是如此,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科学家的夸张之词,在贵州人身上得以应验,任正非靠着手中的叫华为的支点,真的撬动了地球。


但光是生在山里还不够,那个时代贵州的年轻人大致有三类,一少部分属于既得利益群体,衣食无忧,整天想的无非是如何当官掌权,日后他们也确实得偿所愿,大大小小几乎都当了个官,能够安稳度日。


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二类,是社会底层人家的孩子,山里土地稀少,时有饥荒,生存的艰难让很多人尚未成年就被磨灭了所有的想象与激情,日后也通常以修理地球为业,敢于出来打工已经是有志气、有胆量的人了。


只有极少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第三类人,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境遇很可怜,只能蜷缩在教育领域,普通一点的做乡村教师,稍好一点可以到县中学去教书,像任父与我的父亲一样杰出的知识分子,才能在县重点中学做到校长。虽然生活依旧窘迫,但父母的言传身教能为孩子点亮文明世界的火种,保留弥足珍贵的想象力。


在很多人眼中,贵州就是蛮荒之地,贵州人都是披发左衽的野蛮人。殊不知贵州也有很多诗书相传的文章世家,培养出来的孩子,其根底之扎实,视野之广阔,其家学之渊源,绝不输于内地同辈,甚至在韧劲和狠劲上还尤有过之。


任正非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幼承庭训足以影响人的一生,正是这样的教诲让任正非走上了一条崎岖而伟大的盗火之路。


但据我堂兄一家人讲,真正深刻影响任正非一生的,还是他的母亲。任母不过是一个贫困山区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教师,而且只有高中学历。但由于父亲忙于工作,家中子女的教育和抚养大多托付给了母亲,任正非与母亲感情极深,也通过他母亲,深刻的认识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


任正非的做人做事的风格,他孜孜不倦、执着追求的意志品质,都源自任母的教化。任正非在困难时,我堂兄的一位朋友曾两次给任寄了一点钱,日后任正非一直在关照他,甚至一度曾想把他调到华为工作,后因其身体有病,未能成行,这种感恩之心也出自任母的教诲。


2001年任母遭遇车祸时,任正非正在伊朗做项目,只来得及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任母就溘然去世。任正非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对母亲的忏悔,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令读者无不动容。任正非日后大力提倡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这一举动和他母亲也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