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17 日，史上最牛的备胎诞生了，华为海思总裁的一封内部信，道出了一个伟大企业藏在背后 15 年战略备胎的秘密，这个当时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为了“战略安全”的“备胎计划”，在至暗时刻终于迎来了高光亮相，也许再多的赞美之言也无法触及华为人内心的那份酸楚和坚持，以及当时那种永无明日和虚无缥缈的烧钱战略。

也是在同一天 5 月 17 日，另一家中国企业瑞幸咖啡选择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全球最快 IPO 的公司，从创立到 IPO，瑞幸咖啡只花了 17 个月时间。在美国街头瑞幸咖啡上市的巨型 LED 广告上，巨大的字写着：中国咖啡和美国咖啡，差距在哪里？下面几乎看不到的四个小字：差在自信。

两个国家，两个企业，两种选择。黑暗森林崇尚的是丛林法则，强者的优势在于三点：权利、思想力、行动力。权利可以绞杀，思想力可以突围，而行动力才会成功。华为的强大不是可以意识到危机，而是意识背后所反应出来的行动力。瑞幸的快速不是运营的非常好，而是能够深刻的理解时代以及有效的利用规则。

战略的价值就在一念之间，没有危机，永无战略，也许战略真正的价值就是备胎思维。备荒备战的危机意识是今天众多草根企业生存之道，华为的危机感，缔造了一个伟大的企业。然而，辽阔的草场更需要的是大地的滋养和阳光的普照，大地是“原生环境”，阳光是“时代机遇”，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瑞幸是幸运的。

近日的一篇文章传得很广，文中写道：先是中兴，后是华为，再是大疆，美国倾国家之力，发起了与深圳市的贸易战，看来科创板最应该请的专委会代表是特朗普。

近日华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深圳也成为了大湾区最耀眼的城市，而广州仿佛成为了大湾区战略中“备胎”一样的存在，今日之广州的讨论度依旧很高，但更像是一线城市版本的东北，曾经一线城市的标志性排名“北上广深”，被悄然换为了“北上深广”，这个排位的变化，更体现广州的尴尬地位。

但与此同时，大数据和研究报告会告诉你：广州市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国内四大一线城市中唯一上榜美好生活指数前十的城市，也是一座人情味浓，包容度大，美食多多，文化底蕴厚、活力强的城市，无论是日常忙碌的职场，抑或是夜里闹腾的街边，这座来者不拒的大市场内，从日到夜都弥漫着其他大都市没有的、肆意交织的烟火气息。到底什么是广州？可能永远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时间是一个城市的影子，当你离他很远的时候，那个影子很长，当你离他很近的时候，那个影子很短。笔者有幸在 1999 年第一次接触广州，到 2019 年再次因为立白集团和保利集团的业务委托深入广州，也对于这座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发展中稍显落寞的花城，有了更多直观的感受。今天，笔者想从“原生环境”和“时代机遇”两个方面来聊聊广州：

广州的原生环境——坐商经济

1999 年，还是学生的我，第一次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到达了广州，当走出号称全中国最热闹也最乱的火车站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个与内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那时的广州是一个头顶太多传奇和光环的城市，千年商都充满了无限诱惑和梦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熙熙攘攘的上下九展现了这个古老都会的骄傲和荣光，三十块钱可以从头装扮到脚，九毛钱一包的饼干，一元钱的瓶装水，炎热夏天人们嚼着“阔楼宾”（雀巢可乐冰），沿街叫卖的年轻人散发着高级的活力，天马服装批发市场人满为患，就像今天的“淘宝”……

更让人震撼的是珠三角延绵不绝的城镇群，当时最先进的广本汽车工厂、大亚湾核电站、顺德的家电、南海的信息化……

以广州为中心的三角洲上，聚焦了数以万计的外资工厂，广交会交易高达 200 亿美金，吸引了世界目光。那时候，广州离我们很遥远。

时光荏苒，二十年后，当今天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被摩天大楼包围，都拥有繁华盛景的时候，再来走走上下九，会感叹岁月如梭，如潮起潮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广州仿佛一夜之间，“被落伍了”。

坐商广州

广州，因“广”而州，广不是因地盘广大，而是通四海而达五洲，唐代广州是世界上最长航线“广州通海夷道”起点，宋代首设市舶司，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于 50 个，而历经 62 年发展的广交会，更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展”，广州成为千年不衰的商都传奇。

然而今天，对广州人而言，广交会的存在感和优越感在逐渐势微，“如果不是严重堵车，都没意识到今天开广交会”；另一方面，穿插在广州城区，遍地开会的上千个专业市场，让人实在有种不在一线城市的错觉，仿佛只有走到珠江新城，才长叹一口气：终于进城了。

这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但也因商而“伤”，商都给整个城市带来了活力，但野蛮生长的历史包袱，也让这座城市处处充满了随意。

广州，其实不是一座城市，而是隐藏在城市外衣之下的一个超级市场、世界市场。

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城”而是“市”。

由于天高皇帝远，历代王朝对广州基本都实行特殊的羁縻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别的城市那样那样着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

历史上的商都广州

千年商都的繁盛，直接成就了千家市场，据统计，广州目前大约有专业批发市场 1300 多个，分布和渗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涵盖了 40 多个商品门类，总建筑面积达 900 多万平方米，城市走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来广州的外籍人士甚至超过了北京。遍地开花的市场造成市容混乱、交通拥堵、消防隐患等老大难问题。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广州旧专业市场“三现”（现金、现货、现藏）的经营模式已经穷途末路，占地大，管理难，老城区低附加值的专业市场，让管理者颇为费神。

因为经商，大家都有钱，有钱有产业也就有了产权意识，所以和北上深相比，广州是唯一在中心城区仍有大量城中村存在的一线城市。在 2014 年，广州全市共有 304 个城中村，容纳人口近 600 万，其中外来人口有 500 万，村域面积共 716 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走在广州的高架上处处可见连绵不绝的握手楼。

中国各地商帮中，浙商、闽商是“行商”，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而粤商是“坐商”，坐地经商，靠着便利的区位交通和外来订单吃饭。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企业靠着外来贸易和外源型经济“洗菜、煮菜、卖菜，所以菜做的很好”，因此粤商更关注企业内部的管理优化，对市场信号反应不足，而浙江和福建的企业则更关注市场实践。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下，“行商”的优势更加显现。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行商”常年行走江湖，更了解市场需求，“市场要什么，行商就可以想办法去创造什么，创造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交易中，可以形成知识产权定价机制，受到市场与法律的双重保护。而产品技术在哪里，订单就会走向哪里，慢慢地一套创新产业市场化的体系就会形成。所以，如果广州失去了对“市场本身的创新”，广州也就失去了商都的优势。

人心所向

提到广州，就不得不提到丁磊的故事。1995 年 5 月，丁磊来到广州。有朋友问身为宁波人的他为什么不去更近的上海创业？他讲了一句话：如果广州人和上海人的口袋里各有 100 块钱，然后去做生意，上海人会留 50 块钱作家用，另外 50 块钱去创业；而广州人会再借 100 块钱去创业。

南方多乔木，丁磊深深的明白，种子要栽在合适的土壤里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无疑那时的广州就是沃土，广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崛起的温床。

然而，1999 年，网易进京赶考，对此丁磊对外解释是深感南方网络发展的局限，“在北京才能找到家的感觉。” 2011 年后，网易杭州研究院启用，杭州成为网易系互联网新产品的大本营，先有阿里巴巴，再加网易，杭州被誉为“中国互联网之都”。如今网易一分为三，游戏业务留在广州，门户搬去北京，丁磊则定居杭州，坐镇研发中心，在胡润富豪榜上，丁磊的坐标也被改为杭州，从此网易就被贴上了杭州公司的标签。

如果说广州比较务实，喜欢实体经济，因此留不住网易，那么恒大的离开无疑又给了广州当头一棒，这个广州土生土长的企业，在 2017 年 8 月一场低调的宴请之后，正式迁入深圳。2017 年的经济数据有一点特别，深圳 2017 年 GDP 达到 2.2 万亿，超过广州 500 亿以上，而恒大 2017 年全年营收 3110.2 亿元，一增一减，就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距离。

当然恒大的离开更多的是从企业战略的考虑，恒大正在积极布局地产和金融业务，而深圳作为金融之城，其产业层级非广州可比，恒大正在谋求参股、控股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全牌照，迁入深圳，不仅必须而且急迫。

恒大的迁入，让深圳离 2020 年打造 8—10 家世界 500 强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而广州的世界 500 强就剩下南方电网和广汽集团，都是国企，深圳则有了平安、华为、正威国际、万科、腾讯、招商银行、恒大等7家世界 500 强，其中 6 家是民企。两相对比之下，这不仅是世界 500 强数量的简单增减，而是人心向背，是两个城市活力的象征。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从商品经济时代转向资本时代，金融中心在全国的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远远超越了商业中心；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也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科技加金融才是今天城市的主要竞争力，而科技和金融的乏力正是广州被京沪深三个城市抛离的原因之一。

城市背后是企业的影子。就像婚姻不能考验，忠诚不能束缚，我们不能谴责企业的断舍离，因为城市永远是企业的温床，当温暖不在，温床逝去，你就必须承受她冰冷的离开。

腾讯 QQ 大数据发布的《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显示，在一线城市中，深圳的年轻指数高达89%，傲视北上广，同时 22.53% 的高净增率，也同是一线城市佼佼者，称得上中国“最年轻”的城市。而一百多公里外的广州，却以 36.91% 年轻人口流出率成为年轻人最想离开的一线城市，甚至年轻人口出现了 10.04% 的负增长。

法国哲学家让·博德里亚讲：人们的消费行为不是基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产品背后的符号意义，企业不仅生产了产品，而且通过广告，媒体宣传等途径制造了人们的需求。商品如此，城市亦如此，对于年轻人来说，广州的机会不仅仅是工作和生活，还有这座城市带来的优越感。

失去了市场的创新，无疑会失去商都的地位，失去人心的向往，无疑会失去城市的地位。

广州的时代机遇——超级转换器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政策还是城市发展的强心针。对广州的了解越深，越能发现这座城市的不易，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北京是国之首都，爷文化，政策是为咱服务的；上海是国之脸面，千金之躯，共和国的长子，要钱给钱，每年国家支持几千亿；深圳是小儿子，百般疼爱，计划单列，呼风唤雨；只有广州，好像老三，是爹不管，娘不疼，全靠自己来折腾，好在自己出息，硬是走出一个大市场经济。然而随着城市竞争的加剧，落后的市场形态，沉重的旧城包袱，向实脱虚的产业结构，让广州逐渐在方向中迷失，好在大湾区来了。

很多人认为大湾区是深圳的胜利，而笔者更看好的其实是广州。一个城市的职能是指城市在一定地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是城市对城市本身以外的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以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不仅仅看堆头，更要看影响力，特别是对外影响力。

世界上有四大湾区，纽约的湾区最强的是金融，是全球资本力量的代言，资本大鳄齐聚，也可以说是“钱力”强；旧金山湾区最强的则是科技，是全球科技文明的代言，顶尖人才汇集，也可以说“人力”强；东京湾是现代工业体系最发达的，是制造业和工业文明的代言，也可以说“产力”强；那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究竟是什么角色和地位呢？

我认为，在钱、人、产之外，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一个“场”，一个超级国度所构成的具有巨大单一体量的“超级市场”。市场大就厉害吗？当然不是，核心还是“连结”和“转化”，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湾区中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是“超级市场的转换器”。

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真正要扮演的角色，是对外“深化开放”，对内“区域融合”，内外“市场转换”，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真正的使命不仅仅是“请进来”，而关键是“走出去”。粤港澳最关键的三个城市，香港、深圳、广州，香港是自由港，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千年商都，这三者单独来看都不具备足够的湾区竞争力，但是三方联手，则必势起。

这么一看，广州的地位无疑被提升了，国家对广州的定位是“国际大都市、综合门户”，广州千百年来，一直都扮演着“开放门户”的角色，今天这个角色又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就是“市场转换”，不仅仅是外部市场进入中国，更是中国市场能够深入走向世界，这是国家赋予广州的新使命，也是广州面临的新时代机遇。

那广州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呢？我认为需要有三个新旧动能的转换：孵化新展贸、突围大健康、重塑文化力。

孵化新展贸

“21 世纪，本质上是一场争夺供应链的角力。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打造供应链，实现资源、生产、服务、消费的连接。”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书中如是说。因此今天的世界不仅仅是全球贸易连通的问题，更是全球供应链打通的问题，广州要做的就是如何升级数以千计的专业市场，提档升级，构筑行业全球供应链体系，变“坐商经济”为“流商经济”，让市场真正流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