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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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以来的内蒙古
1961年，受时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翦伯赞同范文澜等一批历史学家访问内蒙古，留下名篇《内蒙访古》。其中写道：“内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没有它们的篇章。”
五十年之后，即使放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版图上，内蒙古都已经成为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板块。人们传统印象中的蒙古包、蓝天草原、牧歌长调让位给“羊煤土气”，让位给快速增长的财富和迅速现代化的城市。内蒙，这个极为独特的区域，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区域，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保持并发展自身的文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2年夏，受内蒙古自治区省委邀请，王志纲率领工作室团队来到内蒙，深入考察并探讨文化产业改革与发展之道。
这是一片极其辽阔的土地，东西直线距离2400多公里，南北直线距离1700公里，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内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8省区毗邻，外同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接壤，国境线长4200公里。
而如果要真正理解内蒙，又不能不将其放到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抵西伯利亚的泰加林带，南逾阴山，两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蒙古高原上。这里地势坦荡开阔，一望无垠，没有高山的阻隔，也没有沙漠中缺水断粮的威胁，对于顺服了马的北方民族，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都是他们活动的广阔天地。
为了对这片草原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兵分三路深入内蒙：东线从海拉尔到根河、室韦、满洲里，经兴安盟阿尔山，最后到通辽；西线从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到包头，沿黄河溯源而上，到巴彦淖尔，经乌海至阿拉善；中线则从乌兰察布到二连浩特，到锡林浩特至赤峰；另有王老师率领的“空军一号”则从呼伦贝尔飞赴鄂尔多斯，走过河套之后又飞赴赤峰，收官锡林浩特。
历时半月有余的考察，当然不能穷尽内蒙的丰富，但对内蒙，对于草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千年纠葛，百年以来工业文明对草原的洗礼，以及面向新世纪草原文明的价值与出路，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想法。
王老师把此次考察的出发点选择在了呼伦贝尔。也许因为翦伯赞那个著名的论断——“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也许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七年前做呼伦贝尔战略时的那次旅行，七年前的额尔古纳和呼伦湖畔，在所有参与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再加上那一首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已经把呼伦贝尔定位成为了草原的代表。选择这里作为全面理解内蒙的一个切入点，应该再恰当不过。
今天我们提起呼伦贝尔，往往自然而然地想起大草原，但是实际上，如果只是草原，就忽略了它丰富的另一面——大森林。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它是大草原与大森林的综合，才使其能够成为众多北方民族的起源地。只有深刻理解草原与森林的互动关系，才能够理解鲜卑、蒙古、乌桓、柔然等北方民族复杂的历史。
我们到达呼伦贝尔的第一站就先去了根河，拜访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这里是中国的冷极，冬季温度比漠河还要低，也因此成为北极圈的典型生物－驯鹿的栖息地。由于驯鹿的食物是寒冷高原上的苔藓，依靠驯鹿生活的鄂温克族也就必须半个月换一个地方在林中游牧。今天生活在中国境内的鄂温克人就是当时游牧到这里的一个部落，划定国界的之后留了下来，如今已经不到三百人。
从根河到额尔古纳的路程再走了当年蒙兀室韦部落从兴安岭走向大草原的过程。站在今天呼伦贝尔重点打造的蒙兀室韦民族文化园的腾格里山上远眺，山形起伏，成片的白桦林与绿毯般的草原在蓝天下交织，中有蜿蜒的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
正是在这里，在森林中休养生息的东胡人再度出发，在这里习惯了林中生活的人跨上了马背，建立起依托羊群的生活方式，从此整个草原都是他们的天下。
正是游牧经济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以及蒙古高原内部畅通无阻的地理环境，使草原能借助一个强有力的部落或个人的势力迅速地统一起来。千年以来，这类人物屈指可数，成吉思汗当属其中的佼佼者。所谓“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短短几十年之中建立起一个面积3200万平方公里的帝国。
伟人的足迹向来是后人追思的地方，甚至往往为一个地名的归属争论不休。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蒙古之源”的考古和发掘工作得到了来自国家最高层面的支持，即将启动。
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在额尔古纳打造的重点项目蒙古之源·蒙兀室韦民族文化园基础设施建设更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顺着漫长的木栈道，穿过密集的白桦林，山顶之上，有一座迄今所见最为壮观的敖包。回望，森林与草原交织出美丽的画卷。
拥有如此独特的文化与自然资源，选择这样一个核心项目来作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引擎，从思路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操作手法上却存在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因为对于一个考古学者和一个旅游者而言，需求是不一样的。学者力求真实，而旅游者更重感受。对于寄希望于发展旅游产业的政府来说，如何能够站在市场的角度，去构筑丰富的体验项目，让那些历史中的故事变成可以触摸的风情，将是真正将这样一个项目从做大到做活的关键。
（从山顶远眺，河即额尔古纳，山坡上是用石头堆成的萨满图案，对岸既是俄罗斯的地盘。）
呼伦贝尔从来不缺少优美的歌曲，除了耳熟能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之外，此次前来，又听到一首一听难忘的歌曲，短短几句话写尽了成吉思汗与呼伦贝尔剪不断的关联，说不完的故事。
“天鹅梳妆在达籁湖的岸边，
孛尔帖出生在呼伦贝尔草原，
烈马跨过了克鲁伦河，
成吉思汗迎亲在这片草原。
牧歌回荡在兴安岭的云端，
蓝天下升起蒙古包的炊烟，
心中神圣的博格达山，
保佑着牧人保佑着草原”
在额尔古纳，当来自东乌珠穆沁草原，驻外蒙五年的蒙古汉子宝力道部长唱起了这首歌，声音中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在随后的行程中，我们一再地听到不同的歌手演绎这首歌，却是再难找回那种感觉。
如果说呼伦贝尔是理解蒙古之源的关键的话，那么河套地区无疑就是理解农耕与游牧交融与争斗的关键。我们第二站从呼伦贝尔直飞到河套平原。
广泛意义上的河套平原包括银川平原（“西套”）和内蒙部分的“东套”，狭义的河套则指后者。它又分为巴彦高勒与西山咀之间的巴彦淖尔平原（“后套”）和包头、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即敕勒川、呼和浩特平原）的“前套”。
河套既是重要的农业产区，也是极为重要的牧区。这里既是名甲天下的塞外江南，也是我们在小学课文中学到过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富饶草原。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翦伯赞所说的，“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
所以早在春秋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就把版图延伸到阴山山脉，设立了云中郡，位于土默川平原东部。秦朝统一中原后，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3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并将第一条国家级高速公路——秦直道修到了这里。
成吉思汗也同样看上了这个地方，相传他路经鄂尔多斯草原的包尔陶勒盖，目睹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的美景，十分陶醉，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随从要拾马鞭时，被成吉思汗制止。大汗有感而发：“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并对左右说：“我死后可葬此地。”成吉思汗在六盘山逝世后，属下准备将他的灵柩运回故地安葬，但灵车路过鄂尔多斯草原时，车轮突然深陷地里，人架马拉也纹丝不动。这时，大家想起了成吉思汗生前的话，于是，就地将成吉思汗安葬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上，并留下500户“达尔扈特”人守护。
至今虽然成吉思汗肉身所葬之地仍旧无人知晓，但是作为衣冠冢，并且作为全世界公认的公祭场所，成陵作为蒙古精神的地标，成为鄂尔多斯悠久历史文化的标志。直到今天，每年的成陵祭祖大典仍然是全世界的蒙古族人共同缅怀祖先的隆重节日。达尔扈特人也因数百年的忠贞坚守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2009年，在胡锦涛主席招待奥巴马总统的文艺演出上，一首蒙古歌曲《鸿雁》苍凉雄浑，让人一听倾心。但是欣赏之余又有些疑惑，这首歌与通常的蒙古歌曲太不一样。虽然有着草原上的琴声悠扬，但是鸿雁和芦苇荡，仿佛并非蒙古的意象。
到了巴彦淖尔，才解开了这个谜底。这里有着方圆三百平方公里的同纬度最大湿地，这里是候鸟中转的六大栖息地之一——乌梁素海。这里是数十万走西口的汉人选择的栖身之所，这里也是鸿雁这首歌曲的故乡。
这首旋律优美，让人过耳难忘的歌曲正是来自这篇土地——河套地区的巴彦淖尔。来到了巴彦淖尔，感觉并不是在内蒙古。因为这里无论从风光还是出产的都是一派北国江南的感觉。
北方缺水，而这里的水却丰富。方圆三百平方公里的乌梁素海是同纬度最大的湿地，也真正是这样的芦苇荡，才能生出这般水灵灵的歌曲。
（渔船、水鸟、芦苇荡，远处是阴山山脉。这是何等神奇的组合！）
在天籁湖畔，有两排三进的黄泥院子。这是我们此行中见到的最为简陋的影视基地，却也是最为高效最有成果的影视基地。正是在这两栋房子里，巴彦淖尔宣传部整合资源拍出了三十九集电视连续剧《我叫王土地》（原名《大河套》）。述的是一个治水的故事。虽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但这变害为利确实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这个上世纪初从河北邢台逃难来到河套地区的人，天生是个水疯子，在没有测量仪器的帮助下，凭着对于水文的敏感和狂热，修筑了大量水利设施，形成了两百万亩的水浇地。
后套地区黄河水利的开发，导致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光绪三十年后，后套地区已是渠道纵横，田畴相连，桑麻遍野的膏腴之乡。在王同春开发后套的过程中，其家境也迅速致富。据光绪三十年时统计，他拥有田地上万顷，自设牛犋27处，一年可收粮20余万石。民国以后，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事受到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长张謇及地理学家张相文等人的重视。1914年，张謇约王同春来北平相商疏导淮河和开发西北事宜。1924年，冯玉祥邀请当时已经73岁的王同春前往商议开发西北。他对冯玉祥开挖后套渠道的想法极表赞同，表示给以大力支持。
选择治水这个点来理解围绕河套地区的历史，我以为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里是游牧与农耕社会的反复争夺之地，决定这里归属的其实并不是长城，而是对这片土地的运作方式。如果没有灌溉，农耕者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有了从秦朝以来的屯边，开渠，造就了富裕的河套地区，也成为众多内地逃荒者选择的落脚地。
这一故事在将近七十年后以更宏大的气魄再度上演。当我们离开巴彦淖尔的时候，他们说一定要去看看三盛公水利枢纽。看过三峡，也看过都江堰，眼前的这个不起眼的水利工程远说不上壮观。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水利工程，起到都江堰之于成都平原的作用，将后套地区的水浇地从300多万增加到1000多万亩，造出一个塞上江南。
50多年前的河套大地，灌溉土地面积只有300多万亩。那时，由于河套地区的所有渠道都是直接从黄河上开口，靠自流引水来浇灌土地，没有调水闸门等水工设施，不能控制水量，各渠道的引水常常受黄河水流大小变动的影响，黄河来水量少时，许多渠道难以进水，常常造成旱灾；黄河来水量大时，洪水又常常会漫过渠道淹没良田而形成洪涝灾害。此外，由于黄河行河主流常常迁徙不定，各渠道引水口常因此而淤积报废。
为了彻底变水患为水利，1958年11月15日，由两万多人组成的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总干渠工地，开始了总干渠土方工程的施工。那时的人们，凭着一股建设家乡的热情与干劲，在没有任何机械作业的情况下，党员干部带头，领导群众齐上阵，靠着人挖肩挑的人工劳动，开挖了总长230公里的总干渠。从此，河套灌区自流引水的历史结束。黄河水波澜不惊，流入被群众称为“二黄河”的总干渠，一路欢歌惠及世世代代的河套人民。
理解河套还绕不过去的一个人是俺答汗。俺答汗是土默特的领袖，重要功绩是开放了河套，让内地的农民可以前往河套开垦。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来自山西、陕西，以及河北、河南甚至山东和四川的农民，纷纷踏上“走西口”的道路。当河套成为新的粮仓，土默特部也盛极一时，雄据于主要牧地在漠北的左翼各部之上。
他的另外一个重要功绩是重建了蒙藏关系。元朝时期，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八思巴担任国师，代表元朝管理西藏，同时也在蒙藏之间建立起关系。但在元朝退到漠北之后这一关系逐渐断裂。俺答汗亲身前往西藏拜会当时的宗教领袖索南嘉措，俺答汗十分欣赏格鲁派藏传佛教的教义，率领部众接受了格鲁派藏传佛教，使得藏传佛教在内蒙得以传播。俺答汗赠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称号——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大师之意，索南嘉措非常喜欢这一称号，并往前追认了两世，并延续至今。俺答汗加封达赖和固实汗加封班禅这一治理西藏的制度非常重要，这使得西藏地区与明朝以及清朝加强了联系，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此外，如今的内蒙首府呼和浩特也是在他的手头开始筑城……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河套地区的发展，它的丰富历史在呼包鄂的财富神话光环映照之下已经有些被人忽视，或者更准确的说，这些城市之间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板块的关联被挖掘和展现得不够。
比如包头，“草原钢城”的形象太硬太冷，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秀美的城市，拥有漂亮的湿地，还有独一无二的城中草原赛汗塔拉，整个城市的规划布局也显得疏朗大气；比如鄂尔多斯，迅速增长的财富让它有实力去承办国际那达慕，去举办赛车活动，这些需要花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的活动如果能够与鄂尔多斯的丰富历史相结合，如果能和其它城市的旅游相结合，不仅能够让旅游者觉得更有价值，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丰富鄂尔多斯的形象。此次感受鄂尔多斯婚礼的场面是此行中最让人感动的演出场面，改变了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
再比如巴彦淖尔，其历史更为悠久丰富，所谓“原角恐龙地、智人转折点、万年岩刻群、北方古铜都、长城博物馆，河套文化源”，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响当当。到了这个地方，看了相关的介绍，不能不为之折服，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应该说诸如《河套长烟》、《我叫王土地》之类的尝试已经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下一步可以考虑在更高的层面上如何能够代言一个区域？
乌珠穆沁草原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它也的确没有让我们失望。
这是此行中最为漂亮的草原，是我们想象中的草原。那样沁人心脾的绿，那与草原浑然无界的弯曲的河流，那在丛生的树林里自由奔跑的马群，还有那打马飞奔的牧人……
这是张承志笔下的“钢嘎·哈拉”吗？“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
这是那条名叫伯勒根的明净小河吗？远在蒙古人的祖先还没有游牧到这儿时，已经是出嫁姑娘和送行的父母分手的那道小河。
当然不是，我却在潜意识里以为它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是通过这些故事，通过这些作品来认识草原，认识这个陌生的文明。
就像听惯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再去呼伦贝尔去印证这一切。这样的过程对于身在草原的蒙古人来说可能不纯粹吧，但是它却是现实中让人了解它的通常路径。就像张承志在他的成名作《黑骏马》中写到的一样，当人们听惯了那些流传已久的牧歌，就认为草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摇篮，所以“每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那样一个世界时，就会流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我能从那种神色中立即读到诸如白云、鲜花、姑娘和醇酒等诱人的字眼儿。没有经历过，就很难体味那些歌子传达的一种心绪，一种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
他却是经历过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蒙古人一样地经历过的。也正是因为他像一个蒙古人一样生活过，也走出了草原，所以他能把对草原的感情，对草原的认识，写的如此动人。
张承志是一个难以定义其身份的文化人，即是作家，也是文化学者，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考古学出身，通晓阿拉伯文、蒙文、维吾尔文、西班牙文、日文，从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以及西域高原上获取了他的精神力量，使其成为今天中国学人中为数不多视野广阔而又文字动人的写作者。他的回族血统，留学东洋的经历，以及对中亚的熟知无疑对深入理解这一广阔天地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材料。
而激发这一切的根源，正是他插队时候呆过的这片草原。
还有一个类似的人物，也是在这里插队，也是因此作为一个深深为蒙古文化吸引的汉人——姜戎。他成名要晚得多。狼图腾成书在他离开草原将近三十年之后的2005年，然而就是这几年之间，这本书被翻译成一百多种文字。最近还要被改编成为电影。虽然这本书的许多观点饱受争议，但是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这是一个不曾有过的角度，在对狼，这个农耕文化中永远的反派角色里，有着游牧文化对于自然生态的完整理解。
这两个到东乌旗插队的知青，都是在这里被注入了草原的灵魂。反过来，他们对于草原的理解也给了更多的人理解草原和反思自身提供了一个通道。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要向往草原？是为了感受天地的辽阔，还是为了亲近自然的芬芳？是为了跃马高原的豪迈，还是为了不醉不归的放纵？也许都有，也都不完全。如果要细数草原的魅力的话，那么最最重要的一条在于他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给陷入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放下与反思的可能，而这正是千百年来不同文明碰撞和交融的魅力之所在。
有人甚至认为：在几大古老文明中，其它几个文明都是盛极而衰，唯独中华文明具备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就在于游牧文明不断地冲击和融合，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并在不断的征战和斗争种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
今天，这样的观点仍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思考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时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人们来到内蒙，关心内蒙，或者说需要内蒙，不仅仅在看风景，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冲击，寻找一种对话的可能。不管这种冲击是《黑骏马》中所描述的那种爱情的甜蜜和习俗观念的冲突，还是《狼图腾》中那种对于人、羊、狗、狼、草原等生态体系的系统认识对于人本位思想的冲击，都是极富价值的。
如果说千年以来在蒙古高原上演都还是游牧与农耕之间的争夺和冲突的话，那么近代以来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从满洲里、到科尔沁再到诺们罕，通过访问这三个在内蒙近代史中极具代表性的地方，下期文章我们将向读者介绍百年以来的内蒙古。
图文／北京战略中心 吴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