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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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下海无疑是90年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种种不同类型的下海知识分子中，王志纲是具有标本性意义的一员。
他曾经是甘肃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更熟为人知的身份是新华社的名记者，他的下海曾被新闻界的同行叹为“南中国首席社会经济评论家从此缺席”。在此后的十七年里，他以战略家的身份带出了一个民间智库团队，深入参与到众多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项目之中，并且不断推出研究著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第三种生存”之路。
那么，他如何看待90年代，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下海这一话题，为此，凤凰网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凤凰网：我们的话题是万人书写九十年代之知识分子下海，您专门有一本书《第三种生存》讲述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其中这样写道“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知识分子下海，可以说是这段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岁月中情节最为精彩、最富有戏剧性、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时代乐章之一了。” 您在书中也说自己也是闯入市场经济的其中一员。原来在新华社工作，1994年选择下海。当初为何选择离开新华社这样稳定的体制内单位，而选择下海呢？
王志纲：我离开体制，从一般意义上说可以叫下海。什么叫下海？就是扔掉铁饭碗，自己找饭吃，而不是组织给饭票。形象地说就是从圈养动物变成野生动物，从这一点讲，我的确算是下海了。
但是，我跟大多数下海者又有不同，下海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当商人挣钱，我到现在也还不算是个地道的商人，因为挣钱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第一目的，而只是顺带的结果。
第三，由于我采取第三种生存的态度，所以相对超脱。所以我既是下海大潮中的一员，但同时我又像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一样，是潜入商海中的观察者、研究者。因此，今天我来谈90年代下海潮流这个话题时，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凤凰网：90年代下海的这批人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刚才为什么我跟你讲80年代的大学生呢？因为90年代下海的主力军团就是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那批人，这批人82年陆续大学毕业，到了90年代的时候，这些人不少已经到了处长一级。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开始兴起下海狂潮。
这批人跟今天的北漂、今天的大学生完全不一样，他们拥有社会资源，加之把持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是在已经成为社会骨干、栋梁之材之后下海的，这些人一旦脱离体制的束缚，下海后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是可以倒海翻江的。
90年代下海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人是被迫下海。这是由90年代的格局所决定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年代，几乎所有有志向的年轻人，都把从政作为自己最大的抱负，将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振国家当成自己人生的最大目标。这些理念上的东西最后总要归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结果，所以这些人把这种追求寄予在出将入相——当官层面上去。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这些人的追求成为昨夜幽梦、一枕黄粱，这条路走死了。包括冯仑、郭凡生这一批人，其实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一批人，但最后走不通了，最后被迫下海。这是第一拨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第二种人是体制内主动下海的，像陈东升、马明哲等。他们懂得将体制内的资源转化为财富。下海之前，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源，但这些资源在体制内并没有用好。他们看出了商机，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在体制外打造好一艘船，然后再跳到船上，外面已经做好了接应。但他们利用体制内这些没有用好的资源，这个不违法，因为他们做的是增量，不是存量。比如民营航空，再比如很多金融的衍生业务，保险、期货等。
但这群人里也不乏内外勾结、巧取豪夺、无所不为的人。知识分子下海，如果没有操守，没有道德底线，是很可怕，比没有知识的人对社会的破坏和腐蚀更大。因为当他们有了一定的积累回来，他们当年的同事、朋友已经升到更高的位置。北京为什么有几十万一桌的饭菜？有所谓的红楼和会所？就是为那些搞勾兑的人准备的。所以对知识分子下海，不能只是一味的歌颂。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挖祖宗的坟墓，在吃子孙的饭，就像当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一样
第三种人下海是真正想在商界干出点名堂，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像柳传志王石都是80年代就下海了，但是80年代还是摸索期，什么赚钱做那么，到了90年代，才为他们这一批人创造了展现才华的舞台。像柳传志，从在传达室开始创业，倒电视、倒冰箱、做买卖开始原始积累，在一般科学家看来这简直是不务正业，到90年代才慢慢有了主动权。
为什么90年代他们能发展起来？因为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一个商人的时代到来了，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到来了。像柳传志、王石、李东生，都是天生的商人，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尽管出身是科研人员、知识分子，但并不能够掩饰他们作为商人的天赋，他们最后走向大舞台是必然的。
还有第四种，傻乎乎的一批书呆子也去下海，包括新闻界也有一批人。看见别人下海他们也想到海里弄点小鱼小虾，于是就懵里懵懂、不知深浅地往里跳。
凤凰网：这些人可能是看到之前下海的那批人成功，内心深处蠢蠢欲动。
王志纲：不平衡嘛，也跟着下海。但出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没下海之前他们是无冕之王，当他们跟这些商人、有钱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都把他们放大了，久而久之，自己也将自己放大了。心想现在做生意傻瓜都能赚大钱，我能量这么大，怎么赚不了大钱？就跟着往下跳，但当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的时候，在海里现出了原形，最后很多人呛了几口水以后，逃回岸上，有些人则尸沉大海，成为时代的祭品。
当然如果再广义一点，还有一种是下大西洋的海，跑到美国、欧洲的那批人，其实也算是下海。我在美国遇到好多那个年代出去的，教授当出租车司机，艺术家拉大提琴，画家在纽约街头卖艺，被警察追得满街跑。到了国外生存问题必须自己解决，没了单位和依靠，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那也是一种地道的下海。
什么叫潮流？大马哈鱼往这儿游，沙丁鱼也往这儿游，人有一种从众心理就是潮流。
从90年代下海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今天再回头看中国，已经无所谓下不下海了。现在倒过来，体制内有金饭碗的人变成了少数，这时候不是争着下海，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考公务员。多数人都是在海里，必需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市场经济的选择，尽力学会在海里游泳而不被淹死。人们已经没有单位的概念了，认为自己找食，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这说明大家已经接受主流是海洋了，大家都在海里生活，每个人在解决自己的生存，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必需靠自己打拼，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进步。这是第一。
第二，今天整个社会最活跃的，大多还是体制外的。我们看当年下海的那批人，包括你们凤凰的老板刘长乐，他是不是下海？肯定是下海，他跑到新加坡海里去了，而且带动了体制内的一大批人都过去了，一个人的下海搭建好平台又带动一大批人下海，他们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可以代表这个社会的声音；再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哪一个不是在海里？都是在海里的。社会在进步，这个时代在发生很深刻的变化。
凤凰网：那您认为这场大变局与知识分子下海有什么联系？您在《第三种生存》一书中也提到，“值此数千年一遇之变局，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学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存方式了”，这个具体怎么来讲？
王志纲：这场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要从经济史讲起，如果沿用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经历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按照这种方式划分，人类社会可分成游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的信息时代。不管如何划分，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生产力的问题。
什么叫知识分子？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就是知识分子，劳力的就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被知识分子管理的。纵观整个东西方历史，有一个规则，当人类生产财富有限时，只能养活有限人口的时候，肯定是原始共产主义，你多吃一口他就得死，所以必须实行平均主义，这时谈不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谁的力气大谁是就是大王。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了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能够支撑一批人不劳动来统治和管理，而这些统治者又有了剩余的钱，就可以养知识分子了，比如乐工、画工，这时就开始出现了最早的知识分子，作为门人、食客。他们身怀绝技，但他们不能下海，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商品是自给为主，顶多就是倒腾点小买卖，他们没有优势，搞不好还得饿饭，所以只能是寄生于一些贵族家里，这是最早的知识分子雏形。
后来到了封建时代，自古华山一条路——“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切都是为了皇帝的认可。这就决定了无论文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只是一种依附阶层、一种官僚体制的点缀。毛泽东曾经说“他是一根毛，多多少少要附在一张皮上”。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有局限性，因为站在农民的角度上来看他是对的，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读书人求仕失败之后，结局往往十分凄凉。
陶渊明能归去来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因为他是员外，家里有几百亩地，有仆人替他劳动，一回家有“僮仆迎门，稚子候门”。李白就归不去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更可怜，茅屋为秋风所破，“南村群童tong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后来越过越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只能是依附，无法体现独立价值。
西方怎样呢？莫扎特，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也一样，要么被贵妇养起来，要么被教会养起来，要么是银行家，那个时代没有他们独立的存在。
直到今天才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马克思说过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货币，就没有这个空间。现在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因为我是独立的，我不依附于别人，我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因为今天是一个财智时代，是市场经济时代，智力资源被定价了，也就有了独立存在的可能。
凤凰网：自晚清以来，以张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而选择弃官从商，那么您觉得九十年代那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这样的理想？作为下海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你认为当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王志纲：我敢肯定的说，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下海时绝对不敢提实业报国这个口号。当时张骞为什么敢提实业报国？是李鸿章给了他很大的平台。包括今天中粮喊实业报国，那也是国家给他了一个几千亿的平台。九十年代下海的人，要么政治上失意，要么就是为了改变命运，要么就是穷途末路。一条破船下海，能开到哪里都不清楚，搞什么实业报国？
90年代下海的人只能这样讲，另辟蹊径，政治走不通换一条路。另辟蹊径以后一不小心发现，原来到了体制外，可以施展的空间更大，发现自己比那些土老帽、那些暴发户更有才华，更有经商才能，一不小心就做大了，几十亿、几百亿就做到了。这时就成为船长，有抱负的人终于回归，把自己的愿景拎出来，喊出实业报国，这就有条件了。原本试图在政治上实现的抱负星火还在肚子里藏着，今天有条件喊出来是名至实归了。
凤凰网：听您刚才讲述的这几种下海人，我想其实成功的可能只是少数，那么在您看来，那些成功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共同的品质？
王志纲：应该是具备以下几个东西：
第一，他们有理想，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理想，就会沦为纯粹的商人。像柳传志、李东生、王石，他们是有理想的。如果没有理想，最后穷得只剩钱了，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的财富也许不比其他暴发户多，但他们的影响和社会地位，是那些人是无法望其项背的。甚至他们将当初在传统体制内以及政治舞台上没有实现的抱负，带到了现在所拥有的平台上来，最后形成主流的声音和主流的价值观，并放大一百倍、一千倍，最后自己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成功，体制内都不可能给的成功。
没有理想的人喜欢投机，他们可能积攒了很多钱，我在欧洲、美国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曾经也是知识分子，但现在他们穷得只剩钱了，成为这个社会既得利益者，甚至成为破坏正常游戏规则的人。这样的人不值得称道，更不值得尊敬。但有理想的一批人不一样，君子慎独，会约束自己，并且有更高的目标。
第二点，坚韧不拔，有了理想还要坚持。许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抓住机会，而是因为没有能拒绝诱惑。今天炒股票，明天倒地皮，后天再倒煤炭，什么来钱做什么。而像柳传志，20年一直坚持。包括王石登山那也是一种坚持，起码给社会鲜活的一面，提到商人、老板，好像只会喝酒、吃肉，王石这些人给外界一种全新的形象。
第三点，勇于学习、善于学习，学习能力强，能够与时俱进，也是90年代下海，至今还能站得住的成功者，所必备的能力。
凤凰网： 8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可能也有这种特质，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形成翻江倒海、蔚然大观之势？
王志纲：在80年代根本没有形成大海嘛，怎么翻江倒海？这里面有两个大的背景：第一，从1978到1992年，改革先是在农村，最后到城里。但在这个时候，即使是柳传志等人下海，也是翻不起大浪的，因为那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顶多卖个大碗茶，卖个羊肉串，都是解决生计的平民所为，并不是精英所期盼的。
真正的大海到92年才初步形成，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内一些人想走回头路的倾向，邓小平开始了第二次南巡，并发表了石破天惊的讲话，宣告中国至此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到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了14年的积淀，水比较深了，潮已经开始涨了，所谓“海是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下海，知识分子也才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不是从90年代开始，但是在90年代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现象。为什么？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大海，没有大海就没有船，没有船就没有船长，没有船长就谈不上下海。同时，中国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一定的积累，使下海具备条件。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下海只是赶小海、只在滩涂和沼泽地里捡个打滚的小鱼小虾，那么到了90年代已经涨潮了，可以倒海翻江了。没有这个前提下海只能是小打小闹。
还有一点要说明，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光靠投机已经不行了，企业需要借助知识和智慧的力量，这时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了。在这以前，有钱的老板们根本就看不起知识分子，认识不到知识价值的。有个大学老师下海，办了个广告公司，为商场写了个策划案，老板掂量了一下打印出来的文案，问多少钱啊？当时他战战兢兢地报了个价：三千块钱。没想到老板把这个东西往桌子上一砸，就骂开了：“你不就是一个写字的嘛！三千块在街上可以买多少纸啊？这几张纸三百块都不值！”。到90年代，知识的价值开始显现，知识分子的大脑也成为了可待开发的金矿。
凤凰网：有人认为正是90年代这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商业秩序。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在您看来九十年代的商业秩序有没有？如果有是怎么样的？
王志纲：这个话题不能这么表述。主流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路，大家可以摸索。按照广东人的话说，就是凡是中央没有说不让做的，都可以去尝试。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以后才有了博弈，体制外和体制内、新生和传统、增量和存量之间的博弈，最后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体制内效率越来越很低，体制外越来越生猛。政府就顺应大势不断退让，先让出了私营经济的空间，允许小摊小贩，后来让出集体空间，比如乡镇企业改制，最后让出了一些行业，国有企业改制。另一方面，就民间而言也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很多东西大家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如果走错了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自己最后被淘汰也是正常的。
这种不断的博弈，最后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国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一种平衡。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可以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把握住的人就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把握不住的人就会大海翻船。像牟其中翻船是必然的，因为他破坏了这个规则，不处理难以平天下。冯仑、王石很聪明，会适当“踩线不越线”，不会给体制造成一种危机。所以在中国，一个好的商人也是一个政治家，必须要懂政治，要与时俱进。
凤凰网：您曾在《第三种生存》里面提到知识分子是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有理想情结；但商业社会注定是一个狼性社会，要追求利益。这二者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就您而言，您是如何平衡的？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前进，唱主角的是过去我们看不起的商人们。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要跟他们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与狼共舞”。这个狼是什么呢？是指老板、企业家、商人，他们是狼。那我是谁呢？我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要跟狼共舞啊，如果不能变成狼，就要被狼给吃掉的。但是如果你也变成狼，你就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东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做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能“与狼共舞”。只有敢于进入狼群，被市场接纳，才能学会与狼共舞，也只有善于与狼共舞，才能在市场中兑现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但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又难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没有一条既达成财智双赢，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其实是有的，我将这种既不依附于商，也不依附于官，靠知识智慧立世的生存状态称为“第三种生存”。
这十多年来，我跟无数老板打交道，都秉承“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则，坚持建立在独立人格上的第三种生存。当然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这些文化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必须获得一种内在价值的认可，赢得对方对知识的尊重，同时兑现知识的价值，从而不仅可以解决温饱，还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不然怎么叫知识经济时代？可以说这十多年走下来，这条路我们走通了。
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
王志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为什么这么说，90年代是一个传统价值体系彻底受到冲击的年代，今天可能感觉不到，但是那个时候，尤其是逐渐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力量已经让所有人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不管是怀抱治国理想，还是为生计所迫，甚至是受到诱惑，都纷纷走向市场这个风云莫测的海洋之中。原有的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形象等等全被打破，到海里人是要靠真实的生命能量去搏斗的，所以说90年代让传统知识分子面目全非。
对于我个人来说90年代也是一个彷徨的时代。我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我们家几代人都是知识分子，在我的血管里面流淌的就是传统的教化，从爷爷到我父亲，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传统的教育，比如风雅颂，比如家国理想、忠孝节义，全是文化的东西，我是非常讨厌商人的。
后来当记者，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对物质要求并不高，一直到1992年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已经是主任记者了还住办公室，工资收入养两个双胞胎都不够，但即使这样我从来没有感到痛苦，觉得是为事业。那个年代恐怕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法理解，现在想起来很好玩。看到现今的年轻人没房子、没车子就不能嫁，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年代完全是事业第一，老婆也很支持。
1994年我离开体制，动机并不是想挣大钱，而是对记者职业前途的绝望。对搞新闻的人来说，八十年代是春天、非常好的时代，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可以直指社会弊端，可以建言共产党的改革，上面从善如流，我当时甚至写了一组报道，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经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讲了。所以那时候是非常富有理想和责任感的。
但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1993年，这时候整个新闻界，被盯着、管着、，接下来是一片萧条，一下子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甚至连内参也要主旋律。之前我为什么愿意在新华社干呢？尽管公开报道受到很多控制，但可以写内参，可以揭露社会的很多矛盾，可以为民请命，推动改革。但是后来不准了，内参也要主旋律，不能讲真话。在这种背景下面，当记者只能是混饭吃，我曾经把记者这个职业当事业来干，既然变为仅仅是一个混饭的职业，就没必要再混下去了。最好的前途就是混个官当，组织上也曾找我当第三梯队，但我既不想管人也不想被人管。
我也曾想另辟条路，对当时新华社穆青社长建议，新华社应该搞电视，社长很支持，我也摩拳擦掌做准备。在广东先尝试拍了几部电视专题片，一部叫《大潮涌珠江》，专门讲邓小平南巡后广东市场经济的，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了；第二部是在山东拍的片子，《北方的躁动—胶东纪事》，拍山东农村的商品化改革；第三部《南方的河》是讲广东的全面改革。这些虽然都不挣钱，但是拿了大奖。但后来换了新的中宣部领导，电视台筹办计划也就流产了。
在下海初期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找路，但我骨子里还是想搞文化，自信凭自己的能力，解决生存问题应该不难。彷徨了将近一年时间，由于市场力量的推涌，把我推到了策划这个行业的浪尖上。而我这个人喜欢挑战，这个行业使我可以不断冲浪，同时能够做一些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历史的事情。就这样歪打正着，从我一个人开办王志纲工作室，到现在北京、上海、广东、西南几十人的战略咨询团队，一路走下来，已经走了17年，从开始产品营销策划，到现在的区域城市战略，再到民间战略思想库，至少还需要20年、30年，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这也是我下海之初没料到的。
凤凰网：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看到这些年来，您的工作室一直不断的出版很多著作，将你们的经验和案例和盘托出，这是非常花精力的事情，而且效益肯定不如你们多做一个策划案，那么您做这些事是不是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情节的缘故，还有您的名片上是“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这也是您一直的追求么？
王志纲：现在我们的名片上写的就是“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怀抱着这样的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30年肯定会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中国的战略思想库。现在一说起思想库人们就想起美国，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世界所瞩目，我相信，再过一二十年，等到中国和美国等量齐观的时候，人们会真正关注中国，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到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们拥有成百上千的案例，我们参与了整个中国的天地之变，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希望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上的代表。
所以当年我曾讲：知识分子下海，不要怨天尤人，只要你有能力，市场最终会为你落实政策，兑现知识的价值。而对于现在来说，选择太多不一定是好事，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成功往往不在于如何扑捉机会，而在于如何拒绝诱惑。只有那些有理想，有坚守，有追求，看准一个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的人，才能走得坚实，走得长远。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的道理，把精力全放在怎么走捷径上，这样肯定走不远。
凤凰网：好，非常谢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