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部 的 出 路

      ——一次关于贵州发展的论道

  “西部再十年”及“产业西迁”是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在中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包容性增长”的宏观大背景下，西部地区是像三十年前的沿海地区一样被动接受低端产业的转移？还是利用这一次国家战略的调整实现本地区产业的重塑呢？特别是像贵州这样既没有产业优势也没有区位优势的内陆省份，如何能够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新形势下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呢？

  受贵州卫视《论道》栏目主持人龙永图的邀请，王志纲作为嘉宾参与了10月24日晚新一期论道节目的录制。主题是贵州如何抓住东部产业西迁的机遇，加快发展。由于有数位受邀嘉宾，而节目的篇幅有限，有些个人观点多有删减，未能完整展现，现就王志纲现场发言的主要观点作一简要记录整理，作为对此话题的一个补充。

  有关产业转移的历史回顾

  世界产业的转移根据时间顺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第一次从美国将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了日本、西德等国家；第二次产业转移从1960到80年代，日本西德将附加值比较高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亚洲四小龙“；在第三次产业转移当中，欧美日本等国家将自身不具有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东部沿海。 伴随着每次世界性的产业大转移，带来的都是一个地区和某个国家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引自主持人准备的资料）。

  王志纲认为在没有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前，是不存在什么产业转移的，而是伴随着一次次的产业革命，世界经济的重新布局和洗牌，产生带动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第一次，是英国蒸汽机时代的胜利，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机器工业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促成了大英帝国的繁荣和世界称霸；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美国汽车产业大规模生产为特征，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而第三次经济重心的转移，是战后日本实现精细工业化的成功转型，使得日本成为新的经济高地。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先进国家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得以将传统产业向相对落后的区域转移，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浪潮正是得益于承接了西方及港台在向信息产业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同时，将传统制造业向中国沿海的转移。这一次的转移是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特征，以“两头在外（订单和市场在国外）为商业模式的低端加工业转移。凭借低廉的劳动力、环境破坏与能源的高消耗，实现了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洲经济地区快速崛起。

  随着产业转移不断的深入，当时间跨越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中国的产业逐步开始从沿海东进，以昆山为代表的产业承接地，表现出以高科技电子产业为特征的产业转移特点，“微笑曲线”两段的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逐渐落户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第二次腾飞。

  当我们站在西部大开发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国家又提出“产业西迁”的战略，希望给广袤的西部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实际情况是，沿海的产业并不是按政策的引导向内陆转移，而是不少都转移到了更有诱惑力的东南亚。同时，西部地区是照搬杀鸡取卵式的珠三角洲发展模式，被动接受低端产业的转移？还是有选择性的依据自身特点，找到一条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实现“弯道超车”呢？我们面临着历史的抉择。在这个方面，西部一些城市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

  是被动接受产业转移，还是实现产业重塑

  王志纲认为，中国改革前十年的成功应该说是以中西部地区无限的廉价的劳动力输出和东部活跃的加工和贸易基地密不可分的。但由于人才的流动，西部地区在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也给西部地区带回了资金、技术、资讯、观念等实现发展的基本要素。当国家启动“西部开发”国家战略的时候，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必然。面对这一次“西部开发”的国家战略机遇，西部各省市地区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结合各自不同的禀赋开始了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

  首先发力的是四川成都，2003年新上任的领导班子结合成都市自身特点制定发展战略，摒弃了靠传统工业拉动GTP的思路，结合自身特点，致力于打造休闲之都，宜居城市，反弹琵琶，倒过来吸引新型制造业，并在适合西部发展的城乡统筹等方面寻求突破，一路走下来，已经成为中国中西部第一。

  偏居西北一隅的西安市也不甘人后，通过这几年的卧薪尝胆、潜心砥砺，凭借中国历史十三朝古都的深厚文化底蕴，以曲江新区的横空出世，实现了“皇城复兴”地惊险一跳，站在历史的新关口，提出了“打造国际大都市”的雄伟目标！

  王志纲认为，比起三十年前的沿海地区被动接受外来的产业转移，西部地区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以成都为例，因其创造了好的软硬环境，软件巨头英特尔等一批高科技企业陆续落户蓉城。现在这些国际大企业进入一个区域，除了当地优惠的招商政策、便利的交通优势，宜居也是一个重要指标，高端人才在上海月薪1万感到窘迫，在成都月薪5千很容易找到幸福感。同时，中国内地日益崛起的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高端产业投资西部地区重要的原因之一。
王志纲把它概括为人口红利现象，“什么叫人口红利？人有两个性质，一个是生产者，一个是消费者。产业转移的一个最大动因，固然是由于企业要靠近劳动力密集的区域，降低成本；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饥饿到了全面小康，相当的一部分地区初步富裕。也就是人均GDP三千多美金，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最大的消费地区。因此，作为富士康，作为IBM，作为微软也罢，更多的看重的可能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比如说苹果电脑，中国的市场也绝不可小看。所以他们都希望能靠近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市场消费群体，这是今天中国产业转移当中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

  所以讲到转移的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发达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的简单现象，它是多元的一个复合性的过程。所以西部的出路，并非一个被动接受转移的过程，而是要进行产业重塑，以及根据自身的实际，寻找不同于沿海发展的差异化之路。同时这种发展很可能是跨越式的，完全不必走沿海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发展之路。

  谈到对家乡贵州的发展，王志纲认为：面对西部兄弟省市的咄咄态势，深处夹缝中的贵州表现给人似乎有点不温不火，无论是在把握国家机遇面前，还是在毛遂自荐的城市推广方面，都显得畏手畏脚，和有些自娱自乐，更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清晰的发展思路。把发展寄希望于接收沿海的产业转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即便搭上了这个末班车，要以牺牲好不容易保存到今日的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也将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机遇挑战  贵州面临不可回避的抉择

  面对“西部再十年”及“产业西迁”带来的新机遇，主持人要求每个与会嘉宾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贵州出谋划策。

  龙永图部长认为，贵州这么多年发展缓慢，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以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贵州缺乏像成都、重庆、西安这样的区域性大城市作为吸引投资的平台，二是贵州亟需快速有效的提高自己的新形象，以此改变过去贵州给人的陈旧印象。

  来自社科院的专家魏先生站在学者的角度认为：贵州要想实现快速发展，发展新兴产业至关重要，特别是贵州在目前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建设的情况下，应极力打造西部地区的物流中枢，大力发展贵州的工业及旅游业，通过交通的改善，吸引东部地区向贵州的产业聚集。

  而来自投资贵州的企业家则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认为：改变贵州的软环境至关重要，特别是改变贵州的政务环境，提高政府的办公效率，对于吸引外来投资非常重要。

  那么，站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什么才是贵州当前发展最重要的当务之急呢？

  王志纲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

  1、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产业西移，还不如说今天中国遇到了千载未遇的一次产业重塑的良机。中国正进入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沿海参与国际化分工，接受全球加工业的产业转移，在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今天西部完全不必走东部的老路，西部一些地区曾经有军工和重型装备业的底子，如何激活这些基础工业的基因，与现代产业嫁接焕发新生命。在这一点上，西安、成都，还有东北的沈阳，都已经走出了新的路子。

  2“内需拉动”将成为中国下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东部地区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提前实现了小康，局部地区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如何将东部庞大的消费力引导至西部，让东部来消费西部，是西部要做的大文章。

  3、中国正进入一个休闲时代，但放眼东部环境几乎破坏殆尽，到处高楼林立，缺乏高品质的休闲平台，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原始的风光、风情正是人们最向往的。

  4、西部的发展，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野下来重新审视，在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不再是封闭发展，自我循环，将有不同的分工，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在一些区域，没有传统第二产业，反而可能有更好的第三产业。瑞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部城市只有先搞清楚“我是谁？”，名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准确定位，找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

  5“产业西迁”不是贵州下一个十年最好的选择，当中国全面进入小康以后，三来一补这个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以生产要素低廉为特征的低端产业必然会朝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转移，中国内陆从区位、交通、人力资源成本上都不具备优势。贵州要弄清楚“我能卖给世界什么？”，重新梳理自身的资源优势。

  6、贵州由于过去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和交通相对闭塞，这种滞后反而给世界留下了“青山绿水”，为中国保留了不可多得的自然资源，现在正当这种以贵州人民忍受长期贫困而保留下来的宝贵生态财富，即将产生巨大价值的时候，在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在隧道尽头已经看到亮光的时候，贵州却要放弃坚守，赶三来一补的末班车，接受东部淘汰的过剩产能，脆弱的生态必然难以为继。抓住的很可能是过眼烟云，而丢掉的是贵州赖以生存的根本。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7、贵州的自然资源、天气条件、人文资源对东部地区的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光是一小时航程之内就有一两亿富裕的、但却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人口。富裕起来的人们将不再禁锢在户口所在地，将像牛羊逐水草而居一样，选择适宜居住的地方安家，能够避寒和避暑之地将成为稀缺资源。三亚已经尝到了甜头，而贵州有凉爽的气候，奇特的自然景观，多彩的民族风情，以及丰富的美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避暑圣地、宜居天堂。当人们来贵州休闲时，必然发现贵州，引来商机，安居才可乐业。贵州完全可以走出另外一条以“三产带动二产” 的和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王志纲在嘉宾的最后总结时讲到：当历史又站在下一个发展关口的时候，中国即将迎来又一个重要地发展机遇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贵州应该比十年前多了一份选择和从容，在借鉴东部地区发展经验的同时，完全有能力根据贵州自身的资源优势和逐渐网络化的交通体系，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不以生态资源的破坏为代价，既能创造金山银山，也能留住绿水青山！新的机遇、新的起点、但首先要有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