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广州一个说法，还中国一个奇迹

　　●志纲先生，这次听说你是在非常繁忙、年度工作计划己经排满的情况下，接受了广州市委、宣传部关于拍摄"广州改革开放15年"的重托的。那么，你究竞是出于什么考虑来接手这样一个一般人看未并不容易拍好的片子的?

　　●我是一个比较讲情义的人，通俗点说就是讲义气。你说是个毛病也罢，是个优点也罢，就是"士为知已者死"、"士为知已者用"。这个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所以当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和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杨苗青在东方宾馆设宴邀请我，特别是他们提到为了找我找了半年，寄予很大希望时，我马上就"屈服"了，这是两种心态决定的，一种是推不掉了，人家这么看得起你，推掉太不仗义了。

　　再一种心态就是应对挑战的欲望被调动起来。我向来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很多事情，当人们找到你，向你提出这样一种要求时，它就有了一种合理性了，已经有了一种必然的力量在里面。而这个题材适不适合你，能不能搞成功，那就取决于你个人的本事了，人们找到你，善待你，厚待你，这么不容易，就说明这个题材非常难做，这是对你的看重，也是对你的挑战呀。而我是一个渴望挑战的人。

　　这里我想插一些话，去年我到山东去，花了三四个月时间拍《北方的躁动――胶东纪事》，情况与这次也是非常相似。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十四大召开之前，新华社抽调我对国内形势进行调查，为了把握社会这一重大转型期，我到了山东。在那里，热情的山东人非常希望我能专门来山东呆一段时间，用自己的眼光和语言，用我的表现手法，对中国北方这块新崛起的经济高地进行一番开掘。这也是他们10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山东人是非常热情和执着的，为了把我从新华社“借”出来，前前后后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动用了许许多多的关系，诚心感人。最后我己经觉得没希望了，他们不断地打来电话，要我不要动摇。完全是被他们的诚心所打动，我也积极配合，这样终于成行了。当然为此我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不过，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这也是值得的。

　　这些年来，我在全中国跑，对很多地方的模式都进行过总结。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加以提炼，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获得社会的认可。比如珠江三角洲四小虎的总结，再比如"温州模式"的总结。我到山东去，他们开三级会议时，还引用我干什么对温州的那儿句总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经济规律也。

　　 这次我一头扎进了胶东，胶东三个月，同烟台电视台的同志们通力合作，拍出了《北方的躁动》。后来中央电视台审片小组的评价是:10多年来不可多得的关于农村题材的好片子，发人深思，令人振奋。"中央电视台两次播出，《人民日报》也不惜版面对解说词加以刊登，这里面很多总结的观点，都获得了大家的认同。比如"神奇的两只手"的问题 就是说不仅要有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还要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如"姜老二现象" 孔孟文化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对接，衔接后会出现什么状态;比如"第二条富路" 农村除了"以工补农外"外，能不能靠农业本身致富，如果不行，8亿农民摆脱贫穷就是一句空话。农业能致富，但必须是市场农业，高效农业、规模农业，而市场经济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就把一个胶东模式呈现了出来。

　　拍完了山东的片子，回到广东，应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的邀请，我又赶到珠海，拍摄了《跨世纪的冲刺》，工作虽然很苦，但梁广大对片子的评价使我获得了极大满足。他说，珠海这十几年的探索和过程，王志纲同志基本上把它说清楚了，总结出来了。

　　我曾经说过，《胶东纪事》是尝试用电视摄像机搞社会调查报告;同广东台合作的《大潮涌珠江》是用电视手段原计原味地展示珠江三角洲的生活画面，使仍然处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争论中的人们不再"盲人摸象"，而能对广东有一个真实的了解。看来这些定位都成功了。同广东台合作的《大潮涌珠江》还被美国的电视台买下去。

　　现在回到广州这个话题上来，我为什么愿意接下来?除了市委的厚望，就是这个题材的份量，我相信只要"马缰归主"，是能搞好的。这好像是一个机缘，就像慧星撞击木星，可能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亿分之一的机缘，但却撞上了。它为什么撞这个不懂那个?他为什么找你?这里面已经有一种必然性在里头了。所以我感到沉重而又振奋。在他们看来，这个时候写广州拍广州时机已经到了，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三星连环――也就是建国45周年、改革开放15周年，广州被列为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10周年，3个节日连在一起，所以我提出，"给广州一个说法，还中国一个奇迹"，这个时候也到了。接下来，就是如何把握广州的问题，这涉及3个话题。

　　第一点，我认为，广州、广东这15年，作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的前沿地带，留下了许多时代之谜，留下了许多有待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我们去发掘、把握、提炼，张扬的东西。广东这个话题，提前两年三年去搞，很可能陷入浮躁。如果当时广州被贬，我们要为她辩白;如果广东被褒，我们也可能带上一种"鸡毛上天"的心态，乐观得一塌糊除。难以理智和冷峻，跳不出传统宣传的案臼。滞后两年三年去搞，可能时代的焦点，聚光灯已经转移分散，广州的话题恐怕再唯有全国性的关注效果。尘埃落定，这个时候剖析广东，我认为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第二点，关于珠江这条"最后的江流"的问题。中国有三条大河，黄河、长江、珠江。前边两条江河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但珠江还没有被写过。当我们讲到黄河时，会想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博大，还有数千年的苦难。当我们讲到长江时，"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是一个我们的生活环境、生长环境的话题，(话说长江)、(大三峡)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们谈到珠江时，却会想到它是一种很特别，甚至带点陌生的文化存在，一种生活价值的浓缩，下个社会重大历史转型期时处于承上启下的一个特殊板块。为什么它能咽两拨千斤"，为什么珠江的短笛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掀起汹涌澎湃的黄河大合唱?这些问题很少被正面系统触及。既然我们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来过把痛呢?

　　第三，就是广州的话题，广州依托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是珠江文化、珠江文明的集中体现，把这个话题搞清楚，对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探索都是有意义的。

　　 把这些定位之后，就涉及到团队结构的问题，电视是一间综合艺术，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有人选好了，发挥"杂交优势"，才能"优势互补"。其实讲到"优势互补"，有些是主观上有意识的寻找，有些却是无意之中甚至在碰撞、冲突中获得的。如果一切都可以事先计划好，那是不现实的。

　　当时我们决定采取的是一种"三合一"的人员结构。一个是摄像，执行导演，我找了山东人李全新，我曾经说过，我到胶东拍片子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个人才。是像唐僧取经发现了孙悟空一样发现了李全新。由于地方台的束缚，他未能引人注目。但他的才华和创造欲望，放在中国电视界这个台面上都是不逊色的。但他需要一个很高的顶托点，附丽其上，他的才华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一听说这个消息，就激动起来了，想来过把瘾。当时他刚遇上车祸，腿上缝了30多针，冒着全家的人反对和炎炎夏日，拖着一条腿就跑过来了。头两个月，他的腿不断化脓，医生都骂他"腿都要剪掉了"，但他全然不顾，就是要过把瘾。第二个，就是广东找了秦朔、罗宏这样的"新客家"，原来是北方人，在广东五六年了，对广东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没有强烈的反弹了，但仍然有北方的眼光和背景，而且非常有责任心和才华。发现罗宏非常富有戏剧性。早期搭班子时不知道他，是在组织广东专家学者们开座谈会时发现的。作为一个从湘西山沟中走出来的学者，他对社会的坎坷丰富的阅历使他在才华和敬业精神上有了常人少有的秉赋。作为主要撰稿者，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们没有出过正岭，但对广州的生活非常熟悉。这三股力量合而为一，派生出一种新的"生产力"。

"两栖动物"与正规兵团

　　●刚才你提到这些年来，你四处奔波，对很多地方进行过归纳总结。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王记者"已经成了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似乎对广州，你并没有专门接手这样一种重头片子，甚至你有的朋友当初都首有过一些担心，为你这个"局外人"捏了一把汗。那么，你当时有没有感到过风险?有没有把握?

　　●说到风险，说到把握，当初，朱小丹等同志找到我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大言不惭的话: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了。因为你们找纯粹的广州人，他很难走出五岭，走遍中国，找出广州、广东与中国之间的对接关系;如果找纯粹的北方人，他对广州不了解，吃不透。而我是"两栖动物" 第一，我从北方来到广州已经8年了，8年来着力于研究广东的发展和过程;第二，我是立足广东，面向全国，有着比较特殊的经历，多年来都参加新华社"小分队"进行深度调研，全中国都跑遍了。因此我能够感受把握广东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广东对于中国的辐射影响以及五湖四海各地人们对广东方方面面的看法和疑问。

　　另一个层次说，我这几年也玩了几次电视，在电视专题片方面有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的遗憾。而正好这次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可望去弥补那些遗憾。

　 第三呢，我素来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一个"方法论者。我相信这些年来，通过对许多重大题材的把握，对许多电视专题片的把握，对人的长短组合的把握，有了不少必要经验，再加上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 如果说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或者是由于资金，或者是由于设备，使我不能尽善其美，充分实现自己想法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能够摆开正规兵团，好好地打一仗，"打"出一部好的作品来。

　　再一个呢，我当时还说，这个片子没有成功或失败的问题，肯定成功。不是及格不及格的问题，只是分数高低的问题，或者是95分。或者是80分。这一自信涉及我在新华社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经验问题。最早我在新华社时，大家都觉得出书很难。记者当到老的时候，能量大的，运气好的，靠拉一些赞助，出版社开点恩，能够把"多少多少艘轮船下水"、"哪里的电灯亮了"、"哪里的自行车存进了博物馆"这些散见于报端的"昨天的新闻"，作为"今天的历史"出出来。90%的人连这点运气都没有。可是我当时就不信这点邪，我说记者的东西为什么出不了书，成不了畅销书，当时就开始写书。我这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和弱点呢，就是把明天肯定要发生的事超前作为宣言发表出来，因此赢得了很多人的"注目"和"攻击"，说我狂妄自大，但是事后证明的确成功了。当然攻击依然存在。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先把"牛皮"吹出来，找不到退路了，逼得你只能自我超越，于是写了一本两本，都是畅销书。一发而不可收，一下子写了5本。5本书除了给我换得了"一个说法"，还给我赢得了脱贫致富的第一笔资本。现在我又开始玩电视，也是这个心态。所以你刚才说到担心失败，我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的意外因素，是不可能失败的。

电视 "三段论""三性"与 "三新"

　　●传统的从业观念讲究各守本位，"从一而终"。但你却是由一般报道到深度报道至大型调研，由采访到对话，由文字媒介列电子媒介，拥有多种轻重武器特别是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的人，竟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折腾出《大潮涌珠江》、《北方的躁动》、《跨世纪的冲刺》和《南方的河》。这种由文字到电视的超越与成功，令不少人不可思议。那么，这几部片子下来，你对于中国电视专题片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认 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又是怎样贯彻在《南方的河》的策划构思中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无论干什么事，你都要在方法上、潮流上、趋势上、手段上，对它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只有这样，获胜的可能性才比较大，我们经常讲"匠气之作"，什么叫"匠气之作"呢?比如我们讲到古代工笔画，或者陕西的户县农民画，它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眼睛，每一根眉毛，都画得翱棚如生，但它不可能成为大作品。因为虽然它在技巧上己臻于化境，但在气度上却不够，于是仍然只能落入"匠气之作"的窠臼。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大腕，我就讲我是一个门外汉，为什么能玩电视呢?他说似懂非懂的人反而能玩好电视。太懂了，就被那些陈规陋习所束缚了;不懂的话，也无所谓玩电视了。他这话我觉得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要玩电视首先要对中国的电视专题片的趋势有一个把握。

　　 拍《大潮涌珠江》的时候，我曾经对电视行家们说，中国的电视专题片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闻剪报式"的阶段，就像我们的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某些片子，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相当于宣传橱窗一样;只不过它会动。然后解说词写好之后，可以导演，甚至摆拍，把一种立体的东西变成了平面的东西。多少年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宣传状态下进行的。后来呢，出现了以《河荡》为代表的思辨型电视片，由于产生了巨大轰动，由此出现了一种时髦，无论江湖的野路子，还是电视行家，一提到大片子就得是政论片，言必称政论片，好像不政论就上不了层次似的发展到极至，以至于就连以批判《河疡》为已任的一些大片子也逃不掉《河荡》的窠臼，还是一派坐而论道、大气磅礴、慷慨激昂、主题先行的方式。这个情况持续了三五年。所以1991年我接手《大潮涌珠江》的时候提出，老百姓已经腻了这一套，我们要结束这个情况，带个头。当时我给剧组定了8个字，叫"原汁原味，返朴归真"。我说这可能是电视专题片的一次新潮流，当时很多片子像《望长城》、《广东行》，包括此后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都是以纯纪实风格来表现自己的，无独有偶。所以，我说任何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先知先觉，当你意识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在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后劲往一处使，就会形成一股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东西。

　　 但是潮流到了现在，纪实片已经很多了――当然，作为纪实片风格是必须保留的――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甚至沦入这种自然主义的纪实的话，又是不够了，甚至叫走偏了。拍《大潮涌珠江》的时候，我是为"矫枉过正"而过多地使用了自然主义的纪实方法，那现在，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上一个档次了。

　　 因此当《南方的河》定位以后，我们提出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这片子是“纪实性、思辩性、艺术性三性相结合”。惟有纪实，才有真实动人；光有纪实，就上不了档次，激扬不文字，深化不了主题。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思辨；光有纪实和思辨，可视性影响力，魅力这方面就受到减弱，因此我们又揉进艺术性。这个艺术性不是虚构的创造，而是三性的结合。

走出广东看广东

　　 ●你提出了"三性，"三新"，也曾经有人把"实践理性"作为你报道的一个主要特色，即把"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实践"和“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融为一体。具体到《南方的河》来说，你们不是先写好既定的本子再去拍摄，也不是先拍画面再写本子，那么，它的具体创作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这涉及到一个哲学的把握，我经常告诉剧组的同志们，我们是站在高山之颠看东西南北的江流纵横，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这不是狂妄，而是惟有如此才能拍出大片子。再一个，我们的第一个战役是"走出厂东看广东"，到北方去，到五湖四海去拍广东，当时有很多主创人员心里是打鼓的，担心会不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广州的话题为什么非跑到北方去?收得拢收不拢?很多素材是不是真的有用?现在他们发现，"捡到篮里都是菜"，出去走了一段后什么都是有用的。他们才发现哲学观的作用之大。

　　 我相信有了哲学和宏观上的把握之后，其它很多东西都是战术性的问题，是可以调整的总题。我一开始就告诉秦朔、罗宏，这个本子可能要滚个七八遍。到片子开剪的时候。这个本子可能只有70%左右。边剪边创造，到最后可能才是确定的本子。如果一开始就有个既定的本子，那是作茧自缚，是极不科学也极不真实的。我们是先到北方跑了一个月，再回广州采访了一个多月，才有了一个本子雏形的。

话不惊人死不休

　　 ●听说《南方的河》几易其名，一个反映广州的题材，最后为什么叫《南方的河》，这个命名有些什么深层的含义呢?

　　●写文章，拍电视，一个好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提纲擎领，醒目抓人。选名字有两种选法，一种是由现象而归纳出一个好名字来，用好名字来贯彻你的整个创作过程。比如像我写的《百万移民下珠江》,"百万移民"本身给人强烈的冲击和震动。但是我这种情况不多，我大多数名字的分娩和产生都是在创作过程中甚至最后才豁然开朗的。比如我在山东拍《北方的躁动》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名宇可选，但都不合适，是在最后才想出来的。当时有人担心会不会有政治上的歧义，我说如果中央电视台能想出比它更好的名字，那就用中央台的。最后全部接受。的确是"北方的躁动"，相对于广东掀起的市场经济的掀天巨浪，它的确处于一种躁动的过程。现在，它已经成为一句俗语了。还有《大潮涌珠江》也是这样，包括我许多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作品都是这样。所以最近我跟人开玩笑说，如果搞商业策划的话，我会是一个优秀的策划大师。如果搞广告，我会是一个优秀的广告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每天每夜，写一篇通讯，从题目到导语，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东西就是最好的广告词。当然这涉及一个"军转民"的问题，其实，暗地里我已做了若干"军转民"的事。当前广东商战中不少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有我的头脑在起作用，只不过不好公开而已。

　　《南方的河》最初叫《广州15年》，一看这个题目，显然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在广州开了五个座谈会，到北京去之前，题目基本走了。这样就给片子一个文化的底蕴，比较空灵的色调，这样比较符合我们片子所要表达的跳出时间和空间、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把广州放在整个大世界来展现的气度。这个片名想好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时曾担心厂州市领导怎么看，会不会从一种功利的眼光提出疑问，但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朱小丹同志赞成，高祀仁书记认为是一个好题目，就这么走了下来。

吾将上下而求索

　　●你刚才提到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那么你感到同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内地做记者，和在广州做记者，从把握社会和现实上有什么不同?把握广州是不是更艰难一些?

　　●前些年，人们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就是广东是块新闻资源的富矿区，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大制作?名记者和优秀的作品不多?原来我也不太理解，后来我在这里转了很久之后才发现了"奥妙"所在。我说在北方当记者，特别北京、上海、辽宁等地方当记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里给你提供的东西基本上都成形了，人家不仅提供材料，还提供观点，但要出大记者就不容易，因为太容易了反而不容易了――虽然见报率很高，如果我们把见报率高也当成名记者的话，那也算是一种"名记者"罢。但是我说的名记者是能在历史发展的重大时期，他能用自己独到的眼光，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语言，把历史现象概括和披露出来，最后被社会广为传颂，被学者专家引以为据，这才是真正的名记者、大作品。

　　我在给一所大学上课的时候，曾讲到这个问题，在广东和北方当记者的比较，我说，我在内蒙古曾经当过记者，只要你深入沙漠戈壁，能把里面的故事写出来，鲜为人知，那么你就是好记者。内蒙古相当于一个神秘的穆斯林女郎，披着一层秘的面纱，而广东却像一个裸体女郎。这话怎么说，你把这个穆斯林女郎神秘的面纱撩开，哦，她长着弯弯的眉毛，像两湾水潭一样明亮的眼睛，还有高高的鼻梁，那你就是好记者了，在那些地方，只要肯进取，就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有勇气，敢冒险就可以了，广东可不是这样，因为说到广东，好像谁都懂得，就连我们这次在陕北采访老农民都能讲出个一二三。但也正是人人都知道，难度也在这里，你蒙不了别人。因此需要你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够给个说法，为社会接受。所以在广东出名记者非常难。需要"吾将上下而求索"，需要多年的积累与锤炼。能够披露事情不算好记者，广东每天都发生事情，而且"广东无轰动"，你能披露的人们已经见惯不惊了。要提炼，概括，用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眼光。

追寻咸腥味

　　●在《南方的河》中，有许多集都有着雅俗共赏、清新可人、新鲜生动的题目，像《咸淡水》《(海鲜生猛),《南风窗》，《?工跳槽》等等，给人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那么你能否介绍一下这7集的大概思路，以及它十门的命名呢?

　　●总的题目定下来后，就涉及到每一集的把握。当时我们定为7集，为什么是7集呢?是考虑到电视这种传播手段的特殊要求，像广东这个话题，你就是写一部三四十万字的东西也不算多，但电视语言是一种非常精炼的语言，不可能给你一个20集、30集洋洋洒洒地表达。因此我们要考虑这种语言的规范和规定性，于是定为7集，每集20分钟。
　　题目怎么定?我当时跟大家商量，既然这个片子叫《南方的河》，既然它要"给广东一个说法，还中国一个奇迹"，既然我们要确定一种自己的理论架构、逻辑程序和文化工程，我们就必须通过起承转合，给广东一个完整的体现。因此从结构看，第一集是序片，是悬念，是天间，是人人都感兴趣但人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引人入胜，请君入瓮，使人产生强烈而浓厚的兴趣。此后的六集，从第二集到第七集，是广州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时代之谜，层层解剖，层层探幽，破解谜底。"风头豹尾草包肚"，最后一集还有兜底的作用，把悬念和过程"合龙"。
　　从每一集的题目来说，艺术上有句话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广东特别是南方的河，正是它极大的世俗色彩和特异性，才给了中国强大的冲击力，为人们津津乐道或加以非议。正是如此，我们要强调它的咸腥味，岭南特有的咸腥味。为了使我们的艺术性能更好地展现，在文化层面上更好地"赋比兴。，使人们过目成诵，忍俊不禁，产生联想，因此出现了《海鲜生猛》 《?工跳槽》、《咸淡水》、《南风窗》这些题目。我们在北方采访的时候，一提到这些题目，没有哪一个不开怀大笑的。这叫大俗才可能产生大雅，由此才可能雅俗共赏。就是赋予大俗的东西一种新的生命力，使它能产生一种大雅的效果。

实践出真知

　　●今年是很多节日交汇之年，可以说，各地区都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地反映15年"、广东省内就有好儿台晚会和不止一部电视片。当许多新闻媒介赶都赶不及的时候，你却带着一行人马，走天山，下黄河，访陕北，登泰山，进京华，看上海，纵横数万里，拍广州却要跑到北方，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样跑下来，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

　　●这首先要感谢市委领导，宣传部长朱小丹，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果他不是目光长远，胸襟开阔，而是急功近利，没有大气魄、大视野，理解不了我们的追求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充实的时间从事这一文化工程的构造。如果他要求两个月成片，赶着国庆播出，那这个片子就没戏了。正是他的开明，才使我们的创意有了可行性，才使我们能充分地构建一个文化工程，也就是．"走出五岭山脉"，走出广东看广东。
　　为什么走出去呢?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跳出广州，我们才能看到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对整个中国的辐射，到底它影响何在?它的影响是在增长还是在减弱?第二是通过此行，我们才能找到选题的兴奋点。这个片子既然是准备放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去播的，那么国人目前对广东究竟感兴趣在哪一方面?定位要定准。第三，只要跳出来在全中国采风，广东才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才能赋予这个话题以坚实的物质内容。最后的结果，我们感到非常兴奋，这三个目的全都达到了。不仅达到了，而且在哲学把握上，我们的思路有了更好的调整，实践出真知嘛!我们刚出去的时候，以为广货北伐，粤文化北伐，在整个中国都是其天下，岭南的太阳正照耀着神州，后来发现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关于广东的浮躁期、兴奋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人们对于广东的话题已经表现得很平和了，我们曾不无失落，但万里采风归来，回眸望去，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广东的消失正好印证了小平同志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中国富裕的论断;人们对广东从陌生、抵触，反弹到默认和趋同，说明了广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已经为国人所认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12亿人口向新世纪转换，其意义之深，力量之大，是不可小看的，通过此行，我们对"广东在中国""中国看广东"的变化过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了。

"三明治" 的风味

　　●从几集《南方的河》的样片看，从摄像、音乐、色彩、节律来看，它体现出了一种相对平和，宁静的特色，而从信息量和思想深刻性、含金量来看，又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刀和震撼。这一张一驰，一舒一紧，你们是怎样认识和把握的？
　　● 我经常喜欢运用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最后这种风格的确定，并不就是一开始主观规划的。那时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最后是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上下求索，多方碰撞，才积淀和浓缩出来的。这是实践的结果，也是大家集思广益取得共识的结果。这里我想引用我们的撰稿之一罗宏在总结我的想法时用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搞的片子其实像一块“三明治”我们从民俗，凡人小事，生活场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切入，就是第一层。中间还夹的一块是什么呢，是市场经济。广东说到底，10多年来走过的就是市场化的过程，背底下垫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岭南文化，一口咬上去，三块都咬到了，就是一种特殊的风味，这才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就是这个思路，切入点是民风民俗，日常生活;纵坐贯彻始终，是市场经济，摸着石头过河怎么过法，广东之谜，是个什么过程，垫的东西是岭南文化，化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亚文化体系，通过这个片子，希望它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赋予了电视片一种它本来不该承担的学术的功能。能不能做到，能不能为国人接受，就看实践效果了。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伙人本身文化色彩比较浓，除了具有记者的素质还有学者的追求吧。

追求“自我实现”

　　●在广州这样一个非常活跃，躁动不安的商品社会，沉心静气将近半年，完成一项文化工程是很不容易的，从你的体会看，做文化的事情要一种怎样的心态，精神，才能不辜负时代所提供给我们的丰富营养?
　　●我认为，有才能、有卓越才华的人，在广东是应该能够处理好金钱与事业的关系的。要不要挣钱，我觉得该挣，不挣钱怎么行?比如像我们这些人，智商也罢，对社会贡献也罢，比一般的人要大，但却生活得比他还差，那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我们也要挣钱，体现自己的劳动和价值。但是我觉得两者必须分开，不能用挣钱的态度去对待事业和文化，所以我很欣赏一些大导演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那种方式，就是我先拍一个挣钱的片子，挣了钱之后再去圆我的艺术追求之梦。我当时讲，我们既然搞这个片子，就不要带来一些市场的做法，必须要抛弃鼠目寸光、锱珠必较的商业习气。

勤于思而敏于行

　　●6月初，市委把重托交给你，辛辛苦苦几个月，问卷即将支出。从目前的反映看，这个片子是有相当的文化品位的一部好作品。那么，拍完广州，你还想再对广州说些什么呢?
　　●广州这个城市最优秀的东西，和岭南文化一样，就是它的兼容性、开放性、务实性，浓缩下来，就像我们有一集所讲的，是海纳百川)，广州提供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不设防的，它让四海精英、八方志士共同在这块土地上、这个舞台上创造它的繁荣，创造灿烂的明天，共同把蛋糕做大。最后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人人利益均沾。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你是广州人或者不是广州人的问题。这一点在整个中国都是十分优秀的，大江不拒细流。但说到底，与其说这是岭南文化的历史遗传，不如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力量强化了岭南文化优秀的一面，摒弃了岭南文化消极的一面，使岭南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全新基础和机制上，得到了某种升华，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规律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是"顺者则昌，逆者则亡"，这也就是广东能继续充满活力，走向未来的希望之所在，正是有千百万新客家不断涌入这块阳光地带，与本地民众共同创造，才有了生机，有了万千活力。
　　在我们深入的采访摄制过程中，我们感到广州的官员是非常务实的，但过分强化这一点，都可能会沦入"短平快"的急功近利以及事务主义之中，缺乏战略性的宏观构思。就像一年多前一家报纸请我写二篇新年致辞，我写道，广东人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对新世纪的挑战，广州人、广东人很有必要强调和提升"思"的一面，"勤于思而敏于行"。从这一点上来说，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和宣传方面的领导同志，不惜工本，进行这一大的文化工程，可以说是立意深远、难能可贵的。但愿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愿这个片子播出后，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而能确立某种规范，在保持岭南文化开放性、兼容性和务实性的同时，更能升华一种博大，广阔、超前、超越的内涵。这样的话，广东将有可能在中国今后的历史进程中续领风骚。

"就看老天爷的旨意了"

　　●《南方的河》提供了社会力量办文化、用新的方法出精品的一个成功样式，大概也是你个人文化生命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展望未来，你能否谈谈自己今后的文化抱负和具体想法呢?

　　●《南方的河》究竟能否取得成功，现在说还为时过早，还要实践来检验。因为成功有票房价值的成功和文化效应的成功，是个很难说的问题。但我可以代表主创人员说，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我们的追求、汗水、才华都凝聚在这部片子里了。最后能不能被社会接受，是一个客观问题了。我们可以无愧地说，完成了某种历史使命。
　　作为我个人来说，在搞《南方的河》的同时，我的内心深处经常交织着一种既乐观又悲哀、既复杂又荒凉的情愫，因为我在每一次超越自我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自掘坟墓" ――当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掘坟墓"。作为一个记者，他必须频繁地平行移动。但我总想往上一个台阶。作为整个新华社，大玩电视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已经"玩"出了体制之外，现在好像还有一线在牵着我，但是这根线已经很微弱了，这个片子搞完以后，我估计就会"玩"出新华社这个圈子了。我如果继续留在新华社，与这个体制相结合，我痛苦，他们也为难。
　　作为个人，我最大的抱负是"自我实现"，当一个好的文化人。一个好的文化人必须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理解的"达"不是出将入仕，而是为社会留下一些精神产品，留下一些真诚的、渗透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东西。
　　文化追求涉及到一个"调整产业结构"问题。当一个体制对不断超越的文化追求已有了一个最后容忍度的时候，最后选择就只能是换体制了。《南方的河》结束之时，也许就是我向新华社告别的时候。这个片子也许就是我的"墓志铭"，也是我的"临界点"。
　　那么离开新华社之后到哪里去呢?目前我还找不到，现成的结构中我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我已经构想好了我未来生存的理论模式。这就是"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和独立策划人"。哪里能提供这样的宽松条件和充分的自由，我就附丽于哪里。我不会给它添麻烦，只是想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上施展自己。
　　我认为知识不是私有的，当知识通过个人奉献给社会后它是共有的。我不想被一种本位格局所约束，我想把自己独特的观察继续以文字形式在报刊上发表。中国的电视空间很大，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等着我们去做，有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题材等着我们去做。为什么还要当独立策划人呢?因为以后我还需要生存，我可以把自己的智谋通过"军转民"，用以帮助商战中的智者赢得成功，但我绝对不会把它当成唯一的乐趣。这大概也叫“以商养文”吧。通过这种形式，实现自我，又挣点钱，倒过来，在比较安静的心态中搞文化建设，再上一个台阶。能不能做到，°就看老天爷的旨意了"。

难就难在甘于寂寞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正像你的作品多是和重大历史关头、社会转型时期联系在一起，你个人的文化生命也充满了多重的压力和焦虑，这一两年，不少人说起你，俨然是你发了大财的口气，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到山东去拍《北方的躁动》，有人说我挣了几百万。后来，山东方面给我寄了一封感谢信，我没有让别人看到，扔在抽屉里就完了，如果别人看了，大概会不可思议 天下哪有这种傻蛋，不捞大钱在那儿呆几个月干啥?殊不知金钱以外还有吸引人的东西，我在山东几乎没有拿过什么钱。完全是靠一种追求，我拍《珠海――跨世纪的冲刺》，钱是挣给新华社的，为了"赎身"。拍《南方的河》，直到现在没有谈钱的问题，最后的酬劳，那是市委的问题。
　　我不是不能挣钱。正因为我无屑于钱，反过来决定我能挣钱。如果我整天钻在钱眼里，我不可能拍这几部片子出来的。如果是为了钱，如果你的思维坐标转到了钱上，那你整天考虑的就是克扣"军粮"，开源节流，片子就不可能做好。就像《南方的河》，如果你忙着到企业和广告公司拉赞助，那么就要为其服务。这片子怎么拍?如果谈钱，我们剪片子的昼夜不眠，该给几倍的钱呢?二倍?四倍?但是你能用钱买回他的创造欲望和献身精神吗?这些东西真是金钱买不到的。你看到他的辛苦，花一两百块钱买一些营养品给他，他是看重这个钱吗?不是的，他只是感受到一种同志间的关怀，搞文化工程是需要献身精神的，只能自重自洁。
　　 但是话说回来，我今后挣到挣不到钱?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间。伴随你高文化品位，高智商的续密策划成功出台，市场上自然会有你的价位，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自尊心是非常强的。我同老板打交道，是靠自己的才华与之对接，我不想用身外之物与他交换，比如什么版面，包括在新华社这么多年，我都在有意识地淡化这种角色。当我发现别人更看重这个牌子而不是我个人时，会有意识地回避的。因此，当我准备离开这条船时，我的损失是最小的。因为我不靠救生圈，不靠小舢板，我相信自己会游得很好的。

　　　　　　　　　　　　　　　　　　　　(《粤港信息日报》19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