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年岁大了，也许是因为略有薄名吧，竟常常有为人父者前来“咨询”育子之道，且常有应接不暇之惑。细究起来，我育子源于父育我。人世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断上演着父与子的交接。蓦然回首，我才发现沒有父亲对我的教化，哪有我对后代的传习？

春风二月裁绿柳，又是一年清明时。近日，老家的亲人们又开始张罗起一年一度的踏青扫墓尽孝之事。屈指一算，父亲已远去了五个年头。我曾经把父亲的生平概括为，

豁达、包容：容天、容地、容祸福

善良、施惠：惠学、惠家、惠子孙

随着日之愈久，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似乎愈发清晰凸显，而其言传身教的场景更是再现活跃。当年许多或浅显、或高深却又充满哲理的教导，如一粒粒种子不经意地在我灵魂深处，生根发芽，长成大树，使我受益终身。

此时，远在他乡的我不禁突发奇想：若能将父亲在我年少时的无数“庭训”择要整理岀来，既以此知照后人，又切身回应朋友，同时还能与远在天堂的父亲对话，给他送去一件独特的怀念礼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有了这篇“王父十教”。

上图：作为黔西一中老校长的王荣江（王父），在庆祝母校八十寿诞的日子里，为其工作了一生的学校题词：“你八十我也八十，我俩同庚同寿”

我7、8岁时，生活粗拉，不重细节，不仅早起不爱叠被子，也不注重卫生，很少严格遵守如“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之类的规矩。家里人都说我邋里邋遢，而我却不以为然，还振振有辞：“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受累于这类小事？”

我家祖上是黔北甘溪河有名的士绅人家，家大业大，儒风尤炽，因而在父亲身上始终体现着那与众不同的儒雅气质。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时常常身着一套笔挺的黑尼外套，内穿一件白府绸衬衫，脚蹬一双乌黑的牛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我们那小县城确是鹤立鸡群，完全一幅整洁干练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又一次因“不拘小节”而深陷批评的漩涡，并由此发生了争吵。父亲见状，不仅沒参与挞伐，反而用一个典故为我解了围。他说的是清代湘人刘蓉的故事：话说刘蓉少时抱负远大，但不拘小节，书房地面总是杂乱无章。其父前来询问，他答，读书忙，无暇于小事；其父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刘蓉遂面露羞色，无言以对。从此刘蓉改变了自己，进而劝导别人“君子之学，贵乎慎始”，并被其挚友、一代名臣曾国藩誉为“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的古文学家。

那时，我实在年幼，又处在“革命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疯狂年代，对父亲的教导感受颇浅。只知道，志存高远与注重细节是不矛盾的。然而时隔不久，父亲这一“庭训”的影响就开始显现出来。无论是13岁时离家去当泥水匠学徒工，生活需自理，还要照顾师傅的起居，还是上大学前担任家乡体委女篮教练，带队巡回比赛，“既当爹，又当妈”，我都能把诸多事宜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这与父亲所传授的“一屋与天下”关系理论是分不开的。

我现在虽然很少亲自处理小事琐事，但行大事之余从不轻小事，生活极有规律、从不拉三掉四。由此，为自己获得了更充分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常教育青年员工万事讲究明察秋毫，所有计划需要以“下要保底，上不封顶”，“上接天、下接地、中间市场要通气”，以及“微观在手，宏观在握”等观念为指导。其实，这些基本思路的产生都应归功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中华传承的家训。

我9岁时，在经历了三年疯狂时期后，中国经济初步得到恢复，刚刚走上正轨。就在人们勉强有碗饭吃的时候，国家领导层又发动了所谓的“四清”运动，处处都在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在黔西，父亲突然被定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首先成了批斗对象。究其原因，荒谬简单得今人实在难于理会。因为奶奶一年多前在老家去世时，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哥回乡奔丧，在奶奶墓前立下一块石碑，碑额刻着“光前裕后”，而碑文中有“吾母宽厚仁慈，人多沐其德”等词句。由此，弥天大祸从天而降。

有几天，我突然觉得父亲出去上班的时间少了，呆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在家说话的时间少了，读书思考的时间多了。直到一天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去公园参观一个专为“立碑事件”设立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我才发现了父亲反常的秘密。当所有老师和同学向我抛来异样眼光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一片空白。

那时候，我刚度过了识文断字的初级阶段，开始迷上了一套讲解中国成语的连环画。父亲常常在家，正好可以随时给我讲解读不太懂的书中故事。当有一次我问起什么是“龙场悟道”时，就见父亲的脸上一扫阴霾，突放光彩。父亲说悟道的主人是我们的同姓本家，悟道的地点就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修文龙场。话说古代贵州属于瘴疠之地，是朝廷贬官和充军发配的首选。时任兵部主事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罚贬至龙场驿。那年头，贵州只有奢香夫人修建的五尺道与外交往。这条道从贵阳经黔西、大方、毕节、乌蒙山通往云南，而龙场驿则是五尺道上的第一休息站，王阳明在此当了“驿丞”，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招待所的所长。仕途中辍，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淸闲，潜心悟道，终于得出了“心学”。

什么叫心学？父亲只告诉我三句话，“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那时我呆呆地看着父亲，根本不明白这些短语的意思。但就在那一刻，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使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有独钟。等到过了而立之年、智慧趋于成熟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理解了这三句话的真正内涵，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都如此推崇王阳明。

现在王阳明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其学说已被炒作成了一个类宗教类的神物。其实，阳明心学既简单，又深奥，说到底就是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学之伟大在于它突破了脱离实际、禁锢社会的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与阳明心学不谋而合，我一直认为做战略策划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以方法论为武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研究，而绝非小点子、小技巧。

上图：王志纲2000年回乡祭祖

我10岁那年，由于黔西中学的教学需要，父亲已经重返领导岗位，并且又在省教育厅的推动下，开始到处宣讲他那“三读”、“六要”、“两全”、“三标准”、“四注意”的教学经验。一天，我在家里向父亲提出了对由“孝子贤孙”而引发的“立碑事件”的许多疑惑，父亲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讲述了王家在甘溪河辛勤耕耘几百年的历史故事，最后还特别解释了一番家庭和家族的和睦之道，并教导我懂得了什么是“孝悌之学”。

孝悌需要话说两头，孝就是对父母之爱的尽力回报，悌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全心友爱。孝悌之学是双向的，其表现应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不只是要求别人应该如何。父亲还教导我说，晚辈对长辈的“孝”要遵行厚养薄葬的原则：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力尊长行孝，而在长者逝后丧事，则应从简而行。这正如东晋文人陶渊明诗中所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50年过去，所有这些我都谨记于心，竭力遵守，并希望传承下去。

通过孝悌之学，我了解了孔子；再通过孔子，我了解了传统文化。前年底，我写的一篇题为《新常态的关键在于“三个重建”》的文章曾被广为流传。文中我一再强调国家现在迫切需要重建文化，尤其是中华的传统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认为，如果能将孝悌之学发扬光大，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重视，那么中国最好的扶贫方式将会从你最亲近的人们身旁展开。亲朋好友，有穷有富，但倘能贫富携手，富者从身边做起，从三亲六戚、父老乡亲做起，定能走岀一条中国式扶贫的康庄大道。

上图：王志纲在以父亲名义捐赠的黔西一中“荣江图书馆”前留影纪念

到了11岁时，文革开始了。父母相继成了批斗的对象而被关进了牛棚，只有为了理发、洗澡等事宜才能回家住上一晚。家中没有了主心骨，吃饭、睡觉自然就乱了章法。我和长我一岁的二哥常常打架，不是白天为了抢吃的，就是晚上为了抢被子。

有次父母同时回来，看到儿子们面红耳赤、你争我夺，母亲着急，前来训斥我们，而父亲在旁微微一笑，说出一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话来。父亲以此告诉我们，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意见不合而争吵实属正常，然而矛盾有主次之分，大敌当前时，次要矛盾要让位于主要矛盾。此即“求大同存小异”之谓也。

当时，我对这些咋听起来有点儿似是而非的道理理解不深。后来渐渐长大了，懂的也就多了起来。大至一个国家，中至一个省区，小至一个家庭，“兄弟阋墙”，并不罕见。但若只会汲汲于蝇头小利，鼠目寸光，做不到求同存异，那将会一事无成。由此，我深刻理解了“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以抗一强”、“二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样求同存异，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好，才是上策，千万不能陷入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思维之中。

我12岁时，父亲叫我背诵《周易》中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在我的记忆里，本不富裕的家里一直有一些穷亲戚、穷学生前来走动，而父亲总是慷慨接待、接济。长此以往，月底家里的生活就会捉襟见肘。由此引来母亲的不满，家庭矛盾眼看就要发生。这时父亲就常常复诵这句话安慰母亲，同时也用来教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