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部分讲到，今日之中国跟传统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几千年来中国只有一个纵向坐标，而今日之中国除了纵坐标外，还有一个横向坐标，就是国际关系，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就是中美关系。

16世纪已降，伴随着大航海时代，全球化的序幕逐渐拉开，文明在更加宏观的尺度上展开冲突、交流与合作，书写了一幅幅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近二十年掀起的互联网浪潮，更是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意形态，也给全球化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时空的距离被迅速的拉近乃至抹平。

因此回顾中国走过的大江大海四十年，除了要读懂“中国的逻辑”外，还要读懂“世界的逻辑”，而21世纪最重要的“世界逻辑”，就是“中美的逻辑”。

平心而论，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除了对内改革，也离不开对外开放。而开放的本质，其实就是对美开放。今天的中美，终于在太平洋上遭遇，尖峰时刻到来，广阔的太平洋究竟能不能容得下两个大国？双方各执一词的背后，是深刻的文化差异。

谈到文化差异，可以从美国国务卿讲起。

如若从国务卿在全球各地处理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事业来看，国务卿的确相当于外交部长。但要根据美国宪法精神来说，国务卿是内阁政府阁员中排名第一的部长，即首席部长；其次国务卿执掌国玺，甚至总统辞职要向国务卿提交辞呈。最后，一些联邦事务公告文件要由总统和国务卿联署才能生效。

一度以来中国人完全无法理解，作为外交部长的国务卿究竟凭什么能和总统平起平坐？这种不理解甚至曾给我国外交事业带来一定的困扰。

在我看来，这种差别就是源自于坐标的选择上。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更重视时间的纵坐标而忽略空间的横坐标，而美国自建国伊始，就是重横坐标而轻纵坐标，非常重视国际关系。

自从1894年，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以来，对于 “老二”的警惕和打压是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贯准则。中美这对欢喜冤家，打打闹闹走过四十年后，终于在太平洋上遭遇，因此中美不斗是不可能的，但斗而不破将会是大概率的结果，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基于对中美四十年来的回顾。我用三个关键词来高度概括中美四十年，就是：换船、搭车和并跑。

换  船

建国初期，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全面投身社会主义阵营，跟苏联绑到一起。后来即使中苏关系恶化，但我国的外交立场依然很坚定。直到中苏交恶晚期，我们才意识到这种“一边倒”，会使中国贻误重大的战略发展机遇，于是才有了我们日后所熟知的乒乓外交、基辛格访华等事件。但一直到1978年，中美关系还像地下情一样，偷偷摸摸，进展缓慢。

邓小平复出后，整个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线并行，而开放主要就是对美开放。小平访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等很多新闻事件早已披露，我就不多说了。就讲个换船过程中的小故事吧。

我儿子曾经赴西方留学一段时间，7年前他回国做个小记者，没想到居然和一个同事搭伙跑到美国，采访到了中美建交时的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我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感到非常奇怪：“你一个27岁、籍籍无名的毛头小子，布热津斯基怎么会接受采访呢？”我儿子说：“可能因为我们是代表中国来，他比较看重中国背景吧，所以才接受采访”。没想到负责提问的那位老兄英语很蹩脚，胡乱说了几句，搞的布热津斯基很生气：“当年我到北京可是在邓小平先生家吃过火锅的，我在华盛顿也设过家宴招待邓先生，我见证了整个中国的天翻地覆，那时候还没出生的两个臭小子，今天跑到这来跟我谈天下大事，简直胡闹，你们要知道，采访我是很贵的！”

眼看两个人要被赶出去，我儿子急了，他别的本事没有，英语倒是相当不错，几句话就和布热津斯基搭讪上了，也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采访。访谈中布热津斯基透露了一些中美建交的内情，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上，布热津斯基身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中美磋商建交过程中所起作用甚至超过了国务卿万斯。

布热津斯基讲到，在一次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时，邓小平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而且希望能够得到马上的回答。代表团当即电话打到华盛顿白宫府邸，美国时值半夜，卡特正在睡觉，朦胧间以为出了什么大的事情，接起电话来，只听对方说：“我正在跟邓先生一起讨论，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想请总统定夺”。

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真是处在蜜月期啊，卡特总统的回答很简单：“是吗？当然可以，多多益善”。这三句话直接反应了美国的心态——自信、宽松、幽默。在卡特眼里，百废待兴的中国简直是小儿科，你愿意把人才输送给我，有多少要多少，你肯定颠覆不了我的政权，影响不了美国的发展，相反这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的精英们，可能还能改变你政权的颜色，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

对于中国来说，赴美留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小事一桩，甚至不用经过国会审议，大批中国留学生就开始奔赴美国。派遣留学生这件事上，国内也有无数人反对，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花花世界，我们的精英送过去就回不来了。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回来，但小平坚信，当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们终归会回来的。后来果然如此，留学生真正成了中国和世界联结的纽带。大批留学生的学成回国，迅速成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生力军，在各行各业散发出勃勃生机。卡特与邓小平这两位领导人，在赴美留学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大度和远见，也让布热津斯基印象深刻。

中美建交前十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后来看，中国的这次换船，可以说非常成功，美国对中国基本不设防，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留学、技术输出、产业转移、乃至很多军事资源的交换，中美之间都有非常便捷的通道，中国获得了改革开放的宝贵战略机遇期。对于美国来讲，中美破冰也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中国的关键支持帮助美国打赢了冷战，使世界正式进入单极格局。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换船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美国的强大和亲善使得几乎所有国人都对美国充满了玫瑰色的希冀，认为到美国去是彻底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我印象特别深刻，1986年我在广东新华社上班的时候，社里搞财务的广东小妹，成天无心工作，拿着磁带背英语。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嫁到美国去，一年以后这个姑娘真的成功了。所以那个时候不仅中国在换船，中国人也在换船，很多聪明人判断到：中国是艘破舢板，而美国是艘超级邮轮，在有生之年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因此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换船，换到美国这艘大船上去。有的人选择留学，有的人选择偷渡，有的人不惜以身相许，有的人不惜亡命天涯，千方百计以图换船。倏忽几十年过去，其中有太多的故事，很多人的命运在时代浪潮中颠沛，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当时如日中天的健力宝老板的李经纬和体操王子李宁准备去华尔街买一层楼，要建美国健力宝总部。我作为健力宝总顾问，受邀与他们一同到了美国，下了飞机那一刻的震撼令我永世难忘，从机场俯视整条马路，十几条车道，车如流水，绵延不绝，车里面不仅载着人，甚至载着狗，狗在车窗上伸着舌头，背后拖的是房车、游艇。那时候的中国哪有什么高速公路，只有一条广州到佛山20公里的破高速公路，中美之间的差距，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后来在美国各处考察完后，健力宝要搞一台晚会，于是主办人就来找我请示：“王先生，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我们想搞台演出庆祝，但是得找蛇头，你知道蛇头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就是演吃面条的那个朱时茂，我感到很奇怪，朱时茂怎么会在美国呢？

他告诉我，不光朱时茂在美国，中国一大批影帝影后、歌王歌后都在美国。其中很多人不懂英语，混的很艰难，但回国时还得像农民工回村一样，怕乡里乡亲看不起自己，拿腊肉把嘴皮抹一下，说明我们在城里也是吃了肉的，大批明星带着这种心理在中美间来回流窜，朱时茂在其中属于机灵一点的，当个蛇头做点牵线搭桥的生意。

朱时茂听说有这么一场活动，相当激动，他负责来张罗，光是影帝、影后就请来20个，都是我们当初的梦中情人。给他多少钱呢？每一个明星100块，老茂辛苦给200块，老茂当时跟我急眼了，再怎么说俺也是个腕，用北京话说是大腕，怎么也得给500块。主办人直接说：爱干不干，不干就算。朱时茂一把逮住他：大哥，别走，这个生意我做。后来就靠一千美金在美国办了台超级春晚。

这是当时中美关系真实的写照，《北京人在纽约》为什么能够轰动中国？其原因很简单，美国就是自由女神，美国就是未来的希望，美国就是我们向往的彼岸。

搭  车

经过了十多年的换船时代，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中美关系进入了搭车时代，这个阶段持续了接近二十年。1999年前后，我的老乡龙永图先生在非常艰苦地跟美国进行入世谈判，而且已经谈了十多年。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世纪末那几年，国内的各种问题频生，内有国有企业全行业亏损，外有美国每年都有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讨论，那时中国对美出口额也就顶多百把亿美金左右，放到今天来看根本无关痛痒，但当时每次讨论就像一剑封喉一样，年年我们都在这种过程中煎熬。

改革开放二十年过后，美国的对中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之前是一味的开放和宽容，现在的合作和竞争已经接近五五开，但到此时为止，还把中国认为是可改造的伙伴，这种最根本的战略定位还是偏友善的。

彼时的中国内部，可以说从学术界到政界乃至人民全部充斥着悲观的情绪，不加入WTO，经济举步维艰；加入WTO，外资一拥而上，就像八国联军打义和团一样，中国肯定不堪一击，都觉得中国是上了贼船。我曾经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中国就像一个板车，江泽民和朱镕基是两个车夫，江泽民在前面拖，朱镕基在后面推，往山上走，走到一半的时候精疲力竭，板车不停往后倒，搞不好就让他们两个人都掉到悬崖底下去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一台快车从旁边过，就是动力十足的美国。恨不得搭把手，把自己拖过这个山头，那就是整个中国的写照。

直到最后时刻，谁都不知道谈判能不能谈成。困扰谈判的难题不仅仅是关税、贸易、开放这些概念，还有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的阴云和美国隐约的戒心，中国方面已经做出了足够有诚意的退让，但美方态度异常坚决。在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代表偷偷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汇报道：“中方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现在谈判局势又恶化了，美方是否也要做出相应的妥协，以便让谈判顺利完成。”克林顿很直截了当的拒绝了：“不，你们已经竭尽所能了”。在总统的授意下， 美方代表的态度简直不像来谈判，而像是来吵架的，口口声声就是不全盘接受就不签。最后龙永图作不了主，直接给朱镕基汇报，朱镕基说他亲自来拍板。

我和龙永图先生很熟，也了解了一些当时谈判的内情。很多时候，政治家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跟普通人的确不太一样，如果签了这个条约，涉不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涉不涉及到政党的合法性？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总理当即拍板，签了！政治家算的往往是大帐，包括这次中美贸易谈判，最后肯定会签下来，不会称斤斤两两，最后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入世了。

当我们都还沉浸在破釜沉舟的悲壮心态时，没有想到新的时代开始了。搭车时代最大的得益者当属民营企业，我印象特别深，从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我眼看着广东和浙江民营经济倒过来，原来在此之前都是广东的民营经济往前走，浙江无足轻重，都是搞些鸡毛换糖的小买卖。

因为浙江人跟广东人不一样，广东人叫做坐商，坐地生财，别人来了我才跟你做生意。浙江人是行商，走遍全中国、全世界，原来他可能是弹棉花的，原来是木匠，原来是裁缝，就这些人，1/3在浙江，1/3在中国，1/3在世界，最后WTO大门一打开以后，这些人摇身一变，都成了全球最发达的贸易先驱，最后也把浙江的经济推向了全世界。

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时候，来参加中国G20峰会，当看到整个中国呈现出的奢华、豪华和富饶时，奥巴马非常难受，他始终想不通，40年前的破落户，怎么能一下子崛起到这个地步？

但奥巴马和特朗普还有所不同，他更温文尔雅一些，那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中国搭便车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再也不能这样搭便车了。这句话的确算是中肯之词，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基本上是搭便车的，所以在奥巴马的时候，他想通过环太平洋协议，亚洲再平衡开始遏制中国，但是毕竟没有做到图穷匕首见，那个时候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终于到了欢喜冤家，开始吵架了，开始防范中国、遏制中国了，但是还没有到图穷匕首见的时候，这叫搭车时代。

并  跑

搭车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实现了两个突破，坐稳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江湖地位，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三个第一，世界制造业第一，世界出口第一，世界外汇储备第一。

美国内部对中国也感到非常焦虑，从古罗马、到古中国，再到近代史上千万级别的英国、亿万级别的美苏，从未有过一个十亿级别的超级国度，美国也从来没有对付过一个这样量级的对手。

历史上美国打倒了日本、打倒了苏联、打倒了中东，贸易战兵锋所指，各国无不臣服，所以特朗普才对贸易战这个武器充满自信，没想到一年下来，中国的确晃了晃，但远不至于倒下，因为当一个国家体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形成质变，十几亿人的稳定市场和足以抵御绝大多数的外部风险。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在美国做智库，一定会对中国问题感到非常头疼，简直就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嘛！

我曾经与美国一些高校和研究所中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教授交流过，美国的学界已经形成了共识，留给美国打压中国的战略窗口期已经不长了，有人说是五年，有人说是十年，但如果这几年没有把中国彻底打服，世界霸主就要换人了，所以遏制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朝野共识。

现在关于中美摩擦，有很多人在争议，认为中国没有韬光养晦，惹恼了美国。中国应该忍辱负重如何如何，其实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战略眼光的。旧时的中国像个猴子一样，藏在树林里面，美国也不当你一回事，就像布热津斯基所讲，卡特总统听说你想派留学生，来多少要多少。今天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了一头大象，大象躲在小树后头，藏得住吗？

当美国人把你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时，碰撞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其中有美国自身的问题，以前宽松、幽默、自信、大气的美国，现在内部陷入严重的分裂和怀疑。而谨小慎微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膨胀，也是脾气见长，展现出了一些和国力不太匹配的抱负，但这些都是表面问题。根本原因是美国不接受中国的崛起，理智上它认为尚有能力把中国打回原形，从感情上而言，宗教区别，种族区别，意识形态区别，也让美国有充分敌视中国的理由。

目前来看，中美之间存在一种长短相济的对峙，短期是贸易战，未来肯定还会有别的麻烦，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了，就像美国的一个著名政治评论家所说：“未来二十年，中美想要合作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从贸易之争，到产业之争，以及背后的科技之争，甚至是金融之争、话语权之争，地缘政治之争，可能都会在日后轮番上演，我们要做好长期竞争的准备。

中美对峙、尖峰时刻的到来，对于中国不见得是坏事。靠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终归是不够的，国家要往前走，必须要靠危机，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横行霸道，可以说是史上最大的倒逼家，最牙尖爪利的窥视者。看起来我们会受苦，会吃亏，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讲，我觉得对中国绝对是利大于弊。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两河流域，阿拉伯圣地。还有一个就是古中国。

三四千年下来，三大文明古国灰飞烟灭，今天在埃及可以看到巍峨的金字塔，金字塔里面埋的是当年的法老，但是今天生活的埃及人已经不是昨天的古埃及人了，法老的后裔已经伴随历史消失，今天的约旦和两河流域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天天打得你死我活，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古巴比伦，今天也荡然无存。还有古印度也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文明，但是今天说的话不是昨天的话，今天传递的文字不是昨天的文字，今天的人种都不是昨天的人种。只有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流传下来、沉淀下来，就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有很多种解释，但是最靠谱的两个东西，今天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所设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谈不上稳定，中国控制不了这么庞大的体积，也就走不到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始皇和汉武帝构建了整个中国巍峨大厦的四梁八柱，这是它的政治基础。而且历史说明，祖龙魂死秦犹在，只要中央一弱小，中国肯定陷入内乱，人民就遭殃，只要中央一强大，中国的稳定全球都没法撼动，我们可能在经济利益上会受点损失，在思想上可能会受到一点钳制，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是稳定的，不发达都不可能。

这点上我还想再多讲两句，政治稳定的另一个表现维度，就是政策的稳定性，在中国，当政者最起码考虑的是十年五年，更有“两个一百年”这样的恢弘提法，小平也说过，初级阶段一百年不许变，这种长远的执政视角是中国特有制度和文化决定的。而特朗普所考虑的无非是一年半载，顶多是一届任期，这种选票政治看起来很民主，但实质上无非是讨好选民，以谋取连任，都是短期行为和刺激性行为。

如果只是美国国内的两党竞争，这种短期行为倒是无所谓，但是遇到中国这样十年、二十年的算账法，那就很麻烦了。中国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美国眼前会得利，但是长线来看很麻烦的。

第二点也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敌人，包括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如果你只是靠朋友来帮衬你做生意，你走不远的，你必须要有强大的对手、强大的敌人，任正非为什么那么伟大？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最后你的内存才能调动得起来。

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一旦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肯定靡烂。现在很多文人很怀念宋朝，宋朝的时候皇上是最大的书法家、画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北宋的生活，那个富庶、国泰民安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金瓶梅》，西门大官人的玩法和手段，到现在还是男人的偶像。文明成熟到腐烂，这就是当时的整个宋朝。所以最后宋朝不灭亡都不可能。明朝也是如此，到现在我们很推崇明朝的家具、建筑等，明朝在文化上是没得说的，非常灿烂。但是富足之后，就是糜烂。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次一次得手，最终明朝被女真所灭掉。

唐宋元明清的王朝更替，看起来是野蛮践踏文明，落后驱逐先进，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说，外敌可是决定了整个中华民族长寿基因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卧榻之旁有外敌环视，所以当中华民族糜烂了，沉睡的时候，都会被外敌所唤醒，外敌的一次次唤醒，使中国一次次雄起，一次次强大，所以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倒的一个很重要的遗传密码、遗传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