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应是隆重纪念的历史节点，但到目前为止，还基本上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想这种情况，可能与特朗普带头掀起围堵中国的浪潮，从而引发国内外空前复杂的矛盾有关系吧。全社会充斥着各种疑惑、迷茫、焦虑，甚至不同的声音，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前。

面对危机，古圣先贤早就告诉过我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世界上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叩问过去，回望昨天从哪里来？才能搞清楚明天究竟要向哪里去。

40年改革开放，是一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史诗，其壮丽程度，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期间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使中国的国力跃升到世界第二，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思想遗产。只要我们尊重常识、敬畏规律，一定可以从中找到这个古老大国突围与复兴的密钥。

1978年，我正好是23岁青春作赋的年纪，上大学、进社科院、当记者、办智库一路走来，在人生最黄金的40年里，我有幸参与、穿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全过程，也是这一部伟大史诗的亲历者、受益者、观察者甚至推动者。

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恰逢喜马拉雅FM的盛情邀请，我自己也觉得责无旁贷，有必要对40年来的变化与得失做一次系统的梳理与回顾，两相结合之下，才有了《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档课程。

40周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明天向何处去？很多人众说纷纭，我认为，这一场伟大的奇迹离不开对效率与公平的再认识。

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与败、兴与衰、发展与停滞，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问题。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理想，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到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继，奉献一生。

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实验场所不同。很多美好的愿望一旦把社会作为实验场，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稍有差池，代价就是几代人命运的波澜与转折。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来探索最合适的发展道路。

回顾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离不开公平与效率这个主题，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而生，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从残酷殖民到血汗工厂，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平几乎泯灭。因此列宁曾经有一个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在公平、正义旗号的引导下，苏联、东欧等国家也开始了另一条政治实践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一般灭亡，而是在危机中一次次更新，伴随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解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按照学者福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美国模式仿佛成为了唯一的“真理”。美国也从此开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圣经，雄踞世界之巅。而且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北欧各国，其社会形态反而更像社会主义。贫富差别小，社会福利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稳定，甚至走向了过分强调公平、高福利的极端。

就在历史的尘埃看似已经落定的时候，一个另类的国家异军突起，这就是中国。仅仅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濒临破产，被开除球籍的破落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威胁到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我们昨天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奇迹的密钥在于高效率，正如小平所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举措，都敢闯敢试，甚至不惜做出妥协与让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弃掉。

当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认公平的意义与价值，但必须承认，今天五纵七横、全国布局的交通网络；中央财政巨额的转移支付；覆盖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战略，都是拜强大的国力之所赐。而强大的国力，正是来自对于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谈到如何分配。没有效率的一片赤贫，公平从何谈起？

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

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1632-1704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已经充分的说明英国政治学家洛克的论断“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这句话本来是常识，但是一旦兑现就是灾难。财产一旦公有，就会丧失效率，形成铁饭碗；权力一旦私有，就会产生专治与腐败，这是人性使然，中外概莫能外。

关于公平与效率，还有一个经典的比喻，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车头就是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所提供的就业、税收和社会服务支撑起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活力。如果我们追求平均主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车厢上，最后就会变成一小时只跑五公里的印度火车，车厢上、车顶上挂满盲流，步履蹒跚，道理永远都是这么简单易懂。

小平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他根本不受教条的影响，不受意识形态的捆绑，他唯一的立场就是：别给我唱什么高调，别讲什么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中国不能被开除球籍，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体现出的是伟大的政治家风范，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邓小平，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也正是因为小平坚定不移的践行“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原则，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但在肯定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历史的力量，时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顺应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参与者、观察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我有幸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这40年的改革实践之所以成功，我把它概括和总结起来，无非是3+1。

如果没有危机，没有一群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优秀人士，能够为人民着想，实事求是，通过危机倒逼改革，中国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但逼也有两种逼法，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还在高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极左的“逼”法，这种逼法无疑祸国殃民。

邓小平的“逼”法就在于承认现实，摒弃教条，这种“倒逼”概括成两句话，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两个车轮协同运转，成就了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

既然改革是逼出来的，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但有一个原则永远不变——发展就是硬道理，增加财富，提高生产力。这样才能让人民得到实惠。

于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开始了。小平不仅支持建立特区的尝试，肯定广东的探索，甚至默许了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所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这些堪称石破天惊的举动，推动了中国飞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今来看，如何评估其意义也不为过

从意识形态上撕开一个口子后，效率优先开始逐渐成为共识，效率成为衡量事物的重要标准，那么究竟做什么、怎样做才能提高效率呢？

想要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绑。

1978年之前，老百姓真的是手也绑住、脚也绑住，农民甚至不会种田了，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全部由上面下文件定。全中国都是一个脑袋想问题，十亿人不想问题，一个部门——国务院计委指挥工作。十亿人不考虑工作，生产什么？卖什么？卖多少？都由政府来考虑。所有的人都把脑袋关闭以后，就离死亡不远了，离崩溃不远了。这是对生产力的极大扼杀。

而这背后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人民、社会失去了活力。所有的人都不思考问题，懂的人不让做，不懂的人瞎指挥，这种做法的理论支撑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所以在邓小平摒弃掉教条，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首先第一个是农村放开，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会种田，短短两年时间，农民就解决了几十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而且还释放出了80%的剩余劳动力。

最开始的政策叫做“离土不离乡”，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可以搞乡镇企业、搞副业 ，但不能离开这个区域，这种政策也为乡镇企业创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业都诞生于这个时候。

伴随农民的能量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已经束缚不住他们的活力，他们开始走州串县，开始进北京，到上海、到广东。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默许、承认。慢慢的开始闯出来一片新天地，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同时，也释放出了上亿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