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创立于1902年的罗德奖学金，曾培养了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等诸多影响世界的领导人，这一录取率仅0.7%的国际奖学金项目，已经成为全世界竞争最为激烈的奖学金之一，被誉为“奖学金中的诺贝尔奖”。
2015年3月25日，罗德学者们首次组团访问中国。在访问成都期间，他们第一时间走进了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王志纲工作室望蜀书院。
一方是代表着西方主流精英文化的罗德学者，一方是代表“东方式智慧”的中国民间智库创始人，罗德学者对于王志纲先生的“十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式发展的普遍疑惑。而王志纲也试图以一个经历并参与中国三十年巨变的实践者及思考者的身份，给这群对中国充满好奇和疑问的西方学者们一把“打开中国的钥匙”。
开场白： 教学相长，搭建桥梁
王志纲：西方有句谚语，“交换一个苹果，各得一个苹果；交换一个思想，各得两个思想”。王志纲工作室在西方概念中是一个智库，具备智库的三个特点：第一，立场独立；第二，财务独立；第三，主要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但我们又与西方智库不一样。西方智库主要靠基金支持，是非盈利机构。中国没有如此强大的基金力量，因此，中国智库一般只存在两种生存方式。一是靠政府养着，如社科院、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属于中央拨款扶持的体制内机构，其立场不可能超脱。二是依附于商，需要看雇主的眼色，其立场也不可能独立。
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及企业要发展良好，需要第三只眼睛来帮助自己。我们有幸在“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的前提下，取得了财务独立，扮演了第三方的角色，由此获得了客户的尊重。
我一直有个愿望，特别是对你们这些罗德学者，希望你们在了解了中国国情和我们作为智库的操作之后，以后在中国与美国、欧洲之间的沟通上，尤其是智库的沟通上，共同搭建桥梁，进行一些有趣的合作。好了，现在把话筒交给你们。
一问：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答：中国经济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开始降速了。人们把它叫做“新常态”。此前，中国经济之前很迅猛，但很粗放，有相当大的泡沫。我们把它叫做“野蛮增长”。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将出现重大调整。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就在押赌中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70%。
为什么呢？
如果按照西方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将很难解释。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个“奇迹”，但中国人把中国的崛起叫做“复兴”，也叫“国运”。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有70%的时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只是近百年来才陷入低谷，现在只是回到它之前繁荣的轨道上去。（“国运”一词一时难住了翻译人员，老王随后的解释才让罗德学者们理解了这个词的大意。）
要真正准确、全面、让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你们这样的青年学者，在了解西方历史的基础上好好认识中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去破解它。
总之，关心中国、了解中国，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课题。希望你们完成这次中国之行之后，成为中国的长期观察者。
二问：中国怎么解决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问题？
答：正好问到了我的专业上。首先想问下，你今天来到成都，对中国这座内陆城市打分的话，能打多少分？（提问者Kelly 举起双手，说道“10分”，其他人点头赞同。）
这座城市就是我们参与策划和规划，用了12年时间发展起来的。12年前，这个城市中心城区人口才200余万，现在已经超过600万，城市面积扩大了10倍。12年前，成都的机场还没有国际航班，现在可以直达几十个国家。12年前，机场旅客吞吐量只有754万人次，现在是3750万人次，全中国第四。
这个城市12年发生的变化，在欧洲要80年，在美国要50年，在日本要40年。这样的故事在国外很少见，但在中国天天在发生，由此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农民进城的问题。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和谐共生的问题。第三，城市外向度的问题。再往后就是能源供应、饮用水供应等问题。
你说的生态环保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成都就很好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问题。
我们在做成都城市战略策划时，已经告诉决策部门，这个城市可以容纳1000万人。第一，成都号称“天府之国”，平原广阔。第二，成都水源充沛。第三，它不只是一个省会城市，更能代表占中国中西部，成为整个中西部的中心城市与国外对接。
实践证明，这些判断全部符合事实，成都在发展的同时也做到了生态保护。
三问：如何让中国学生不只为成绩而学习？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先引用几句俗话，叫 “吃饱了撑的”、“屁股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
你生活的国家已经比较发达和比较文明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非常值得推崇。但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和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它的功利性必然很强。教育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学本事，而不是为了愉悦和修养。
中国也有一批“士大夫”阶层，他们把知识和艺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享受，比如今天下午教你们弹琴、画画、写字的老师。但这只是少数情况。
总之，这一切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我认为，再过20年，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之后，人们的教育观念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四问：中国贫富差距会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吗？
答：治国理念中有一个基本主题，即“效率”与“公平”谁优先。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效率优先，待生产力大发展之后，再建立公平制度。中国开始学的是公平优先的苏联模式，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但苏联最终崩溃，证明了公平优先会扼杀生产力，最后导致公平也不存在。
基于这个惨痛的教训，邓小平抛弃了苏联乌托邦式的想法，走向了效率优先的道路，也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向西方开放，鼓励一部分人及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邓小平的选择获得了巨大回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了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中国从经济总量全球垫底，变成了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经济体。
就我的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是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后，再谈分蛋糕就好办了。没有蛋糕，怎么分也分不了。
今天中国的蛋糕做大之后出现了一个变化。国家和政府可以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办基础教育，中国的文盲率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这与30年前相比，是巨大的飞跃。
另外，我旁边的秦校长，是一个贵族学校的校长。他用市场化的方式，专门解决富人子女的读书问题，这是一条另外的渠道。
最后，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基于良心和道德，也拿出了很多善款捐助学校。现在中国有很多富人开始建立教育基金，创办希望小学，设立各种奖学金。如果中国的法治化建设能加快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先富起来的人用自己多余的钱，反哺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办学传统，“修桥铺路办学校”在中国民间是非常受推崇的善举。中国有这样美好的传统，再加上法治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所以我对中国未来的教育是很有信心的。
五问：如何解决当前东西方的共同困境？美国有什么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答：我认为要解决当前困境，要从以下三点出发反思。
第一，东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