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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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上荡漾着欢声笑语，那是我们的女篮在练兵，当她们苞绽花红之时，辛勤的园丁却不知让命运抛到哪里！”
1975年，在贵州的一个小县城里，担任青少年业余体校女子篮球队教练的王志纲，眼前是女孩子们的叽叽喳喳，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平庸岁月。怀着迷茫复杂的心情，他写下一首题为《园丁》的小诗，慨叹命运。
此前，他刚从泥瓦匠的行当里脱身而出。在那里，他的同伴不乏劳改犯、强奸犯等形形色色的各路人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借此对底层社会的苦难与情状有了直接的感知。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命运之神的注视下，他此后将经历兰州大学学生、新华社名记者、电视制片人、学术研究者、地产总策划、智库创办人等多种丰富多彩的身份与际遇。
兰州大学里，伴随着大漠孤烟、荒凉落日，他反复地研读《资本论》和《毛泽东全集》，这为他日后在南中国多次引领舆论风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名记者下海后，他又幸运地赶上了地产业勃发的时代，这架日夜轰鸣的“造富机器”让他成为这个国家里很多财富神话的幕后推手，却也让他饱览金钱背后，人性的多种复杂面相。转型城市策划，他的客户不乏如今庙堂之上的正国级领导人。这么多年来，不粘锅的性格让他错过不少“机会”，却也换来了安心与安全。
如今的他，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岁。他常常望着肩头上压迫着自己、正志得意满的小不点，玩笑涌上心头：自己是不是反该叫他爷爷？这种时候，江湖已远，一路踏浪而行的他，老疲，却又自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管他世间万千事，闲来轻笑两三声。
这个中国第一代的“知识网红”，朋友圈里多是些吃喝玩乐，忘情山水之际他也常忆起当年风云激荡的日子。在那首《园丁》小诗落笔十年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一战成名，眼前洞开一个希望无限的新世界。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一扫沉郁之气，转为舞台明星般的骄傲抒怀：“感谢机遇为我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天地，在这个擂台上，我能随时享受到击败对手的胜利喜悦，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弄潮儿！”
对于中国脉搏的跳动，他依然保持着敏感的触觉。他每年的大势分析，依然引爆新媒体，从去年的《乱世生机》到今年的《中国的逻辑》，都过了百万阅读量，甚至被中央党校拿去当做参考资料。只是，今日不与旧时同，媒体江湖一片喧嚣背后，其实是一片萧索。但他看的是大局，在他眼中，全球大棋局，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位……
访 谈：陈为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父亲与岳父磨快了我这把刀
我出生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小县城，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教育家，我家祖上是黔北甘溪河有名的士绅人家，耕读传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时常常身着一套笔挺的黑尼外套，内穿一件白府绸衬衫，脚蹬一双乌黑的牛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我们那小县城确是鹤立鸡群，完全一幅整洁干练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每天都会带三份报纸回家，《参考消息》、《文汇报》和《贵州日报》，让我们对四海九州、大江南北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经常和我们兄弟几个纵论天下，从小就给我们讲王阳明，讲龙场驿，讲奢香夫人，讲明洪武年间开埠云贵，又经过清明两朝近百年来历任君主的改土归流方针，羁縻千年的化外之地终为王土等故事。
那时候，我刚度过了识文断字的初级阶段，开始迷上了一套讲解中国成语的连环画。父亲常常在家，正好可以随时给我讲解读不太懂的书中故事。当有一次我问起什么是“龙场悟道”时，就见父亲的脸上一扫阴霾，突放光彩。父亲说悟道的主人是我们的同姓本家，悟道的地点就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修文县龙场驿，距离有二十里多路。话说古代贵州属于瘴疠之地，是朝廷贬官和充军发配的首选。时任兵部主事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罚贬至龙场驿。那年头，贵州只有奢香夫人修建的五尺道与外交往。这条道从贵阳经黔西、大方、毕节、乌蒙山通往云南，而龙场驿则是五尺道上的第一休息站，王阳明在此当了“驿丞”，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招待所的所长。仕途中辍，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淸闲，潜心悟道，终于得出了“心学”。
什么叫心学？父亲只告诉我三句话，“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那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些短语的意思。但就在那一刻，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使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有独钟。等到过了而立之年、智慧趋于成熟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理解了这三句话的真正内涵，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都如此推崇王阳明。
如今王阳明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其学说已被炒作成了一个类宗教的神物。其实，阳明心学既简单，又深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实四句话就够了，主观意识没有建立的时候，人是客观存在的、无善无恶。当你的主观和客观接轨，产生欲望，才有善有恶。逐渐内修自省，区分善恶，这就是致良知的过程，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不停的斗争，为善去恶，这就是格物。
心学之伟大在于它突破了藏在书柜里几千年的宋明理学，直接走到实践中，提倡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王阳明可以说生活在大明的至暗时刻，刘瑾把持朝政，贪腐横行，积重难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敢于直言，主持公道，提笔安天下，上马定江山，他虽然屡遭磨难，阳明心学却光耀千古。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就像沧海一粟，你不能选择出生的环境，盛衰治乱，皆有天定。但是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吾心光明，夫复何求，把自己做好就够了。
我受益终生的学养积淀就是从父亲一次次的“庭训”中学到的，所以我很感谢父亲，家学家风就像是源头活水，让我受益终身。回过头来看我大学同学们，我们接受了同样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很多只局限在老师给的框架之内，殊不知这部分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简直就像一杯水，远不足以助你驾驭这一生的风浪。
当然在学习方面，我也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语言天赋不高，即使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仍然是深感无力，拼音发音不准带来了重重障碍，打电脑一拼音就打错，幸好现在可以手写，省去我一大麻烦。英语更是这样，我学了三四年英语，直到现在只会一句话，“long long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1977年上大学前与朋友们的合照（后排左方为王志纲）
父亲在我年少时的教育，使我具备了观察事物的方法论雏形，包括通过客观和主观的演变，了解宇宙和世界，观察大势和人心。幼年时候我对大形势的判断力远远地超过我的同龄人，尼克松访华新闻曝光时，我周边的人都是懵的。我却深知，天要变了，时代将会重新打开。就像现在的朝鲜，既然要对外开放，就必须要走向人类的共识。
很多人问我从事这么多行业，从学者到记者，到房地产，到区域战略，到国家战略，这其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里面其实最根本就是方法论。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砖头瓦块等建筑材料盖不成高楼大厦，必须要立起属于自己的四梁八柱。我在大学这段时间，就是奠定基础的四年，钻研哲学、历史包括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这点我非常庆幸，也非常感谢命运的眷顾。1978年考大学的时候，想去北大新闻系，因为新闻系调整到人大，后来到了兰州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刚开始非常恼火，根本不想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政治”两个字深恶痛绝，“四人帮”把政治经济学教条化了，而且一听说兰州，一下子就想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不寒而栗。
1978年，出生于贵州的王志纲考入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
但是不去没有办法，现在回过头来想，反而觉得很幸运。有一次专门在某论坛讲这个点，还得罪了很多北大学子。我说幸好是在兰州，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没有各种泡妞的机会，所以只好老老实实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苍凉浩瀚的环境，质朴耿介的民风，反而让我扎扎实实的学了四年。
这的确是我真实的心灵感受，到了兰州以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极其困乏，只好老老实实读书。还有兰州很闭塞，教学全部延续苏联式教学方式，读原著，一读把人读的死去活来，读的我天门大开。当时兰州大学读两年《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第二卷也读，但是把第一卷读两年，最后围绕资本论开了30多门辅助课程，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剩余价值等。我觉得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在这点，两年下来读了七遍《资本论》，第一遍读的时候提起就骂，这个老头子故意整人，简直是天书，根本读不懂，很多概念、逻辑，特别是他喜欢用典，《荷马史诗》、《伊索寓言》、莎士比亚等，逼得我们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些东西都要去看，再读第二遍感受这个大胡子太超人了，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信手拈来，就到了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就渐入佳境了。
如果说父亲在我少年时给了我文化开蒙之恩，那成年后，使我思想和文化日臻成熟的恩师就是我岳父。他是一个老干部，但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且一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同时他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马克思理论家。
他虽然是我长辈，但我们是一对冤家，他读《资本论》读了20多年，后来我说他读《资本论》都读成了教徒，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凡是毛泽东、马克思没有说过的不能做，凡是说过你就做，这就是读死书，读成原教旨主义者了。我把马克思只是当成一个尊敬的学者，最后把他的书当成学术著作，不是读成宗教。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方法论，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方法论，延安期间的许多著作，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来改造我们的学习，